移居Avignon之教皇与Wycliffe

教皇之离罗马城而久居于外，自一三〇五年起至一三七七年止。世人因教皇远居，教会受祸甚巨，故名之为“巴比伦俘囚”（Babylonian Captivity）。此期中之教皇，类皆良善而诚恳者；然皆法国人为之，且因其居处与法国朝廷相去不远之故，故人多疑教皇为法国王之傀儡。加以教皇宫中，颇染奢淫之习，教皇之信用，益形堕落。

教皇既移居Avignon，其意大利领土中之收入，当然较居罗马城时为少。不敷之数，不得不取资于赋税之增加，而教皇宫中之费用，为数尤巨。教皇筹款之方法不当，尤为时人所不满，如以教会中之要职予其近臣；凡要求教皇之“法外施恩”者，及主教授职时或大主教收受领带时，莫不征收巨费，凡上诉于教皇法院者亦然。

教会中之位置如主教及住持等，每年收入，甚为可观，故教皇为增加其收入起见，每尽力于收任命权为己有。又遇教会官吏出缺时，教皇每保留补充后任之权。彼有时欲市恩于某人，则先许以某地主教或住持之位置，俟现任者去世时则实授之。凡用此法被任之人曰“候补者”（provisors），极为时人所不喜。此辈每系外国人，故人民均疑若辈之目的在于巨大之进款而已，初无热心教务之意也。

反抗教皇之暴敛者以英国为最力，因当时英国法国间正在战争之中，英国人皆以教皇为赞助法国者也。一三五二年，英国国会通过议案，规定凡夤缘教皇而得教会中之位置者均以不法之徒论，无论何人，均得自由加害之。受害者既为君主及国家之敌，不得要求赔偿。英国虽有此种法律之规定，然终不能阻止教皇之任命教会官吏。英国教士之输款于Avignon教皇者仍源源不绝也。一三七六年英国国会曾宣言教皇在英国所征之税，实五倍于英国王之收入。

是时批评教皇及教会政策之最著者，为牛津大学教员John Wycliffe其人。彼约生于一三二〇年；至一三六六年教皇Urban第五因英国王John曾誓愿为教皇之附庸，故有要求英国入贡之举，吾人方知有Wycliffe其人。英国国会宣言国王之举动，并未经国民之同意，无束缚人民之权利。Wycliffe乃始尽力以证明英国王John与教皇所订之契约为无效。十年之后，彼主张如教会财产有滥用时，国家有处置之权，教皇除根据《福音》而行动外，别无他种权利，教皇闻之乃下令反对之。不久Wycliffe竟进而攻击教皇机关、赎罪券、朝拜圣地及崇拜圣人等；最后并反对变质原理之真确。

然Wycliffe之事业，并不以攻击教士之主张及行动为限。彼创设“朴素牧师”（Simple Priests）团，往来行善，且以身作则以挽回一般教士之堕落。

Wycliffe急欲传播其思想于人民之中，并养成其高尚之精神生活，故有翻译《圣经》为英国文之举。彼并用英国文著法谈多篇。彼为英国散文之始祖，曾有人谓“其文句短而健劲，其情感之绮靡，讽刺之尖刻而雅致，与其热忱之豪勇颇足以弥补英国文之不足，至今尚令读者生一种美感也”。

时人多以Wycliffe及其“朴素牧师”有煽动人民之嫌，卒酿成农民之叛。此种论调无论其正确与否，而Wycliffe之贵族同志则渐有离异之迹。然彼卒能于一三八四年善终。其同志虽受虐待，然其主张竟由John Huss传入Bohemia，为他日教会之患。欧洲学者之攻击教皇及教会，当推Wycliffe为首。彼死后百五十年，方有Martin Luther改革宗教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