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asmus之主张

古文学者之领袖，实推Rotterdam之Erasmus（一四六七年至一五三六年）。其文名之著，除他日之Voltaire以外，殆无伦匹。欧洲学者，无论远近，莫不心仪其人。彼虽生于Rotterdam，然非荷兰人，实一世界之公民；而英国、法国、德国三国人亦莫不以Erasmus为其国人。彼曾居于英国、法国、德国三国，每留其印象于三国人思想之上。彼与欧洲北部之古文学者同，极有意于宗教之改革，思提高世人宗教及教会之观念。彼亦深知主教牧师与修道士之腐败。而彼对于修道士之劣迹，尤为不满，盖彼年幼时曾被逼入寺而修道，故修道士之恶行，知之尤悉也。Erasmus之声名至Luther将改革宗教之际而大著。故吾人读过彼之著作，即可断定宗教改革前彼与其同志对于教会及教士之意见如何。

Erasmus于一四九八年至一五〇六年间，居于英国，交游甚广。与著《乌托邦》（Utopia）之Sir Thomas More及牛津大学讲授St.Paul信札之教师John Colet尤称莫逆。他日Erasmus之利用其古文知识以解释《新约全书》，殆受Colet热心研究Paul之影响。其时《新约全书》本只有拉丁文译本，日久之后，颇有谬误之处。Erasmus以为欲提倡高尚之基督教，则当然以订正《新约全书》为澄本清源之法。彼乃于一五一六年重印希腊文原本，并附以拉丁文新译，再加以精密之注释，昔日神学家之乖谬，为之一一指出。Erasmus并主张无论何人，均应诵习《圣经》。彼在新订之《新约全书》序中，力言女子亦应与男子同，读《福音》及Paul之信札，并谓田中之农夫、店中之工匠与路上之行人，均应以《圣经》为消闲之品。

Erasmus以为真正宗教之大敌有二：第一，为异端—大部分意大利之古文学者因热心于古代文学之故，不免流为异端。第二，为普通多信外表行动为已足—如展谒圣人之墓，陈陈相因之祈祷等。彼以为教会实不尽职，以致基督之主张均埋没于神学家教条之下。彼谓：“吾人宗教之精理为和平与调谐，此种精理之存在，端赖教条之简易与个人意见之自由。”

Erasmus著《愚之赞美》（The Praise of Folly）一书，详述修道士与神学家之弱点，及愚人朝谒圣地、崇拜遗物及购买赎罪券等之无谓。他日Luther攻击教会之缺点，在Erasmus书中无不早已道及之。书中文字，庄谐杂出，吾人披诵之余，即知Luther谓Erasmus为“游戏一切，甚至宗教与基督亦不能免其诙谐之人”之言，实不尽当。盖Erasmus之著作，寓庄于谐，吾人不可不知。Erasmus真能利用其才学识以提倡基督教之中兴，固不仅希望古学之复盛而已也。唯彼以为叛离教皇与教会，必滋纷扰，其结果必致得不偿失。故主张逐渐开通知识，以和平方法达其目的。彼以为迷信及专重宗教形式之习惯，至人类文明进步时，自然有消灭之一日。

Erasmus及其同志均主张研究古文以提倡文化，为改革宗教之利器。然当Erasmus以为其和平改革之梦想不久即能实现之日，正Luther开始叛离教会之时，Erasmus遂抱恨以终其身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