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的成立
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作好更加艰苦和更加残酷的斗争准备，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领导。1947年初，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分局〔1〕，以实行对刘晓、钱瑛领导的两处秘密组织的统一管理。上海分局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即刘少文）四人组成。后改为上海局，仍以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国民党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西南地区及京、津、沪等地的地下工作。
上海局的分工非常明确：
书记刘晓负责上海局的全面工作，对重大斗争，亲自参加领导。例如，1947年5月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时，他多次与刘长胜、张承宗等商量对策，参加市委所属学委的重要会议，加以指导。其间，刘晓还主持在香港举办干部训练班，并组织力量准备接管和解放上海。
副书记刘长胜协助刘晓总管全面工作，他重点领导上海市委的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在重大斗争中，亲自参加市委所属工委会议。他还负责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掩护机关工作。他曾担任香港分局书记，1948年协助刘晓在香港举办干部训练班。
组织部长钱瑛，负责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工作。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前后，曾负责参与领导上海市委所属学委的工作，培训青年干部，领导学生运动。1948年后，钱瑛在香港协助刘晓、刘长胜举办干部训练班，并联系西南各省的工作。
张明任情报部长兼宣传部长。他原名刘国章，1937年开始用刘少文的名字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以后任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部长，是中共“对敌隐蔽斗争战线的杰出领导者”。按照中央的规定，刘少文系统的工作，除对中央社会部负责外，应受上海局领导，但上海局只管方针，不讨论人事线索等组织问题，与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有个互通信息的联系。
根据张承宗的回忆，刘少文与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是通过交通员进行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联络的：
1947年开始，由刘长胜与刘少文的交通联络员熊志华定期联系；
1947年下半年，由张承宗和熊志华约好口号标志，进行联系；
1948年春，由张承宗派交通员赵茅兴和熊志华联系；
1948年6月，熊志华被捕，在威海卫路福民糖果号的联络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店主及伙计也被捕，当时正在楼上的刘少文跳窗走脱，但腿部跌伤。9月初离开上海，张承宗、刘少文之间的联系就此结束。〔2〕
上海局还设有文化工商统战工作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和台湾工作委员会。前两个委员会的工作，前期由张执一负责；1947年下半年起，文化工商统战工作方面由张登（即沙文汉）协助，张执一1948年去香港后，逐渐由张登负责，而台湾工作委员会则由蔡乾（即蔡前）任书记，钱柏生任副书记。〔3〕
在上海局调整之后，中共中央鉴于上海工作的重要性和各种斗争的艰巨复杂性，于1947年9月领导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由刘晓召开会议，在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的一家药厂宣布成立。
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市委，张承宗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张承宗、马纯古、张本为常委。上海市委下设：(https://www.daowen.com)
工委：由张祺、马纯古负责；
职委：由陆志仁、梅洛负责；
学委：由张本、吴学谦负责；
教委：由马飞海负责（前期曾由钱伯荪负责）；
警委：由邵健、刘峰负责；
妇委：由汪敏负责；
科技党委：由雷树萱负责；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组：由张本任书记，唐守愚任副书记。
上海市委成立后不久，在刘晓主持下，即在南市老西门附近的一幢里弄房子内举办学习班，张承宗、张祺、陆志仁、张本等参加。刘晓作国内形势和上海党组织任务的报告，刘长胜作职工运动的报告，钱瑛作党的组织工作和气节教育的报告，还就如何应对敌人问题作了专门介绍。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成员进一步认清了形势任务，提高了对敌斗争的领导水平。
上海解放前夕，经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研究决定，上海市委所属又按地区成立了沪东、沪西、新成、沪南、沪北、沪中、徐龙、郊区、浦东九个区委，改变了原来按界别和产业划分的党委。其中沪东、沪西、浦东以工人为重点；沪北、新成以学生为重点；沪中以职业界为重点；沪南、徐龙以教师为重点，并结合交大、“法电”等重点单位。警委也按地区派出委员分别参加有关区委，但他们不出席会议，由联系各该区委的市委委员分别单线联系，“警委”本身仍保持原来的组织系统。同时，市委又成立准备接管的部门，将市政机关、六大公用事业、交通、官僚资本企业、银行等系统的党的组织，交给吴雪之、项克方等领导，准备接管，坚持生产和工作。〔4〕
坐落于静安寺北侧、愚园路81号的一幢沿街的欧式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洋房，就成了上海市委和上海局的秘密机关。1946年至1949年，刘长胜以“荣泰烟号”老板的名义住在一楼，张承宗则住在二楼。与此同时，又设立了荣泰烟号、丰记米号及公啡咖啡馆等处秘密联络点。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和严酷。1948年8月，担任中共中央秘密通报工作的李白电台遭到破坏，李白被捕。翌年，3月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控制的秦鸿钧电台被国民党特务使用仪器测定，秦鸿钧被捕，张承宗胞弟、电台负责人张困斋旋即被捕。李、张、秦三人在狱中受尽酷刑和折磨，张困斋的两腿被老虎凳折断，肺部被辣椒水灌得咳血不止，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1949年5月7日，离上海解放仅差18天，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枪杀于浦东戚家庙。据统计，为上海解放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及革命群众，共达100人之多，他们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他们的精神也早已流淌在上海城市文明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