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冈游击队诞生的背景条件

上海沦陷后，日军一方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嘉定“县城、南翔、马陆、安亭等城镇屡遭日机轰炸，满目疮痍，全县死难平民4000众人，受伤17000众人，财产损失无法估算”。^〔3〕另一方面，日军还极力在郊区推行“伪化”政策。郊区的县城和重要乡镇被日军占领，公路和铁路交通也被日军控制，他们到处开“和平会”“中日联欢会”，积极培植汉奸，极力鼓吹建立反共阵线。

一些土匪、流氓、国民党散兵游勇趁机纷纷纠集起来，组织所谓“游击队”。他们为虎作伥，鱼肉人民，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群众称其为“游吃（击）队”“蜜蜂（别动）队”。^〔4〕“到1938年春，嘉定地区的土匪武装有数百股，总数万人以上。”^〔5〕有人回忆说：“汉奸、土匪应劫而生，帮会头子和‘游击’司令多如牛毛，他们不打鬼子，而各据一方，明征暗抢，胡作非为，人民非常憎恨，骂他们是‘小日本’。”^〔6〕当时，国民党军队逃跑时遗弃的枪支甚多，地方武装名目繁多，“司令多如牛毛”，成分十分复杂。嘉定地区的这种“游击队”主要是由马陆镇的陈福祥，方泰镇的徐小根（绰号“喇叭小根”）、毛连生，安亭镇的项桂荣，嘉定北门外的孙庆荣，蓬阆镇的葛德阳等人建立的武装。有一部分“游击队”被日军收买，投敌“伪化”。还有一部分“游击队”虽然挂着国民党的抗日招牌，但他们暗中与日伪勾结，打击真正抗日的爱国武装力量。(https://www.daowen.com)

国民党在上海郊县的忠义救国军，与日伪军既有斗争，也有勾结。忠义救国军主要由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编而成。在淞沪会战期间，国民党给“别动队”的要求有两点：“一是配合国军作战，阻击、袭击敌人，阻敌前进；二是肃清日本间谍和汉奸，确保上海市郊治安。”^〔7〕上海沦陷后，“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在苏浙沪皖敌后区域活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名义上是联合，实则是以阻碍其发展为主，这大大增加了上海郊区抗战的复杂性。

面对日军的烧杀掳掠，嘉定地区有些地方人心惶惶，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但更多的群众自发地拿起武器，奋起抗暴自卫。嘉定被日军占领后，外冈一带的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为防土匪流氓骚扰，以行医为业的吕炳奎私下买了10多支枪。外冈杨甸的一些群众也纷纷购买枪支，并自动组织起来，取名“民众自卫队”。家住外冈镇，受过壮丁教官训练的农家子弟、小学教师江祖培（后名江扬），组织本镇青年王福恩、徐克勤、张本令等人，成立了“除暴安良青年队”。接着，江祖培与钱门塘人钱士英（后名简逸民）相约，在卫家角胜音庵以观赏牡丹为名，筹划组织联防。不久，江祖培、钱土英与卫昌明等人成立了以练祁河以北、外冈与望仙桥镇之间的卫家角、横娄角、华冈门、夏田村、横泾、麻陆泾、管泾角七个村庄组织起来的“七村联防”。吕炳奎就是在这些民众抗日武装的基础上，建立了外冈游击队，当地群众也称之为“吕炳奎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