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入城接管工作

在我们二梯队来到之前，一梯队的同志对人员档案资料都已接收好，公有房屋都有档案资料，几个被接收机构中有一百多名职员，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宣布全部留用，不明政策出走的人员后来也都陆续回来，业务档案原封不动，人事档案交我军管人员管理。接管的几个部门中，唯一的地下党员是陈乃昌同志，他当时是中信局房屋地产处襄理，苏浙皖敌伪产业清理处副处长（处长邓葆光是中统，已逃走）。他当时还兼任复旦、震旦等几所大学客座教授，原籍福建，是陈嘉庚的侄子，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曾留学日本，早在1927年厦门集美学校入党，一直做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机关任职，地下党的活动由周恩来同志单线联系领导。陈嘉庚先生在抗战期间回到重庆并访问延安，捐款抗日，就是周恩来同志通过陈乃昌同志联系的。在上海解放前夕，他以合法身份与中央信托局长刘公允和邓葆光周旋，将储存在中国银行保险库内已装箱待运台湾的一批金银财宝留了下来，这批金银财宝是抗战胜利后，当时的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处查没收的德日意和汉奸的财产。解放前夕陈乃昌同志还挽留了中信局和房屋地产处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后来都分别担任了建工部、华东工业设计院、上海民用设计院的总建筑师、总工程师等要职，当军管会宣布陈乃昌同志为房地产接管处副处长时，在留用人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我当时分在调查组，按军管会发布的财字一号布告，具体调查接收国民党反动党、团、军、政、特各级机关和官僚资本以及战犯、反动首恶分子的房产，还有日伪敌逆房地产。解放前夕，这些人员曾采取很多手段转移房地产，给调查接管增加了不少难度。根据掌握和检举的资料与留用人员一同出去调查，记得先后调查去接管的有林森路（淮海路）、中正路（延安路）、巨鹿路、溧阳路、山阴路等处洋房住宅，和新市区五角场一带大楼以及大批的日本营房。国民党官兵都跑掉了，好多房屋破损并空着，在接管巨鹿路一处房屋（现为《上海老年报》社所在地）时，原主人是国民党军官，已逃跑，里面有汽车、冰箱、沙发、衣物，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这里是美国海军俱乐部，院子里有教堂、游泳池，草地上还有几排美式军营铁皮房子，这里后来就是市委办公处所的延安西路33号，即现在贵都大酒店的所在地。当时我们出去调查，近的步行，远的乘公交车，佩戴军管会袖章，解放军胸章，免费乘车，但乘有轨电车只能乘三等拖车。

上海解放初期，各单位都自行接管了不少房产，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市各党政军机关接收的房屋统一管理和调整分配使用，成立了以陈毅市长为主任的房屋管理调查调整委员会，市委秘书长方休同志为副主任，从市委市政府机关和房管处抽调干部，与市委党校培训毕业的地下党员以及立信会计职业学校的学生组成调查队，我也从房管处借调过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摸清了各单位接收的房屋和使用情况，登记造册，为下一步统一管理调整使用打好基础，于1950年6月底告一段落。调查队的业务和部分人员全部划入房管处，至此房地产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我也回到房管处，调到人事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