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上海视角下的“丹阳集训”研究

张晓俊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城市的接管任务日益繁重，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问题被提上重要日程。为避免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后出现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在进入上海前对所有接管干部进行一个系统、集中的学习教育来确保接管任务的顺利完成。“丹阳集训”^〔1〕由此被确定下来。当时参与“丹阳集训”的接管干部主要有：一是包括邓小平、陈毅、刘伯承、曾山、张鼎丞等在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二是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上海中央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的机关领导；^〔2〕三是从各个解放区抽调、参与接管上海任务的干部。^〔3〕在“丹阳集训”中，陈毅等反复强调了上海解放后的入城纪律问题，并拟定了接管上海的组织安排和具体政策，同时就接管后生产、生活的恢复所需要的物资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储备和调拨，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https://www.daowen.com)

学术界关于“丹阳集训”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对事件的考察与描述，包括毛杨柳的《“丹阳集训”研究》（《前沿》2015年第5期）、范征夫的《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8期）等文献。王达山的《集中学习和训练是党获取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以丹阳集训为案例》则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丹阳集训”的有效性角度分析，研究了对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历史经验。本文试从接管上海的角度，分析“丹阳集训”在为1949年顺利、完整接管上海并迅速恢复上海的政治、经济等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上海的顺利接管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全面胜利方面的意义来审视“丹阳集训”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