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善于“瓷器店里打老鼠”的英雄部队
罗 愤
1949年5月，在解放上海的解放军部队中，有一支原隶属于山东兵团后被编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参谋长贺敏学。第二十七军下属七十九、八十和八十一3个师，我的父亲罗维道时任八十一师政委，师长是孙端夫。
渡江战役时，第二十七军是从安徽荻港至旧县之间胜利渡过长江，随即迅速解放了宣城、宜兴、长兴、广德、郎溪，一路打到了上海的外围——松江。一路打来，1929年就参加红军的父亲感慨万分。抗日战争时期，他从1943年到1945年，在这个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也曾担任过郎广地区地委的书记。如今，在这块昔日战斗过的土地上，他像赶鸭子一样追歼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兴奋之情油然而生。
更让父亲兴奋的是很快又接到上级的命令：解放大上海。解放上海，让这座闻名遐迩的东方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是父亲的夙愿。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所在的新四军第十六旅就在沪宁杭地区打击溃败的日军，要不是突然接到北撤的命令，这支部队说不定就是从日军手中接收大上海的中国军队。这支人民的军队从新四军成长为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转战大江南北，又即将参加解放大上海的战斗，怎不让他感到无比兴奋。
部队在松江作了三天短暂的休整，并进行了战前动员，宣布了进城纪律。全军上下斗志昂扬，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冲进大上海，解放大上海！
上海地区守敌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下属的8个军、25个师，拥有军舰30余艘，飞机120余架，连同其他特种部队、勤务部队、保安团队及交警总队等，共20余万人。敌人在上海外围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工事，企图步步为营，负隅顽抗。我军也先后投入了第九、第十2个兵团，10个军30个师，约40万人。考虑到上海市区人口众多，建筑密集，国际影响面广，为了贯彻陈毅司令员提出的“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方针，我军制订了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不与敌人作一街一弄逐楼逐房的争夺，尽快地甩开敌人，直插市中心，不给敌人喘息之机，迅速解放整个上海。
第二十七军的任务就是穿插。5月24日下午，军部下达了攻城命令，全军整装出发了。第二十七军负责的区域就是进城（到达静安寺）后沿着南京路一边向东打到外滩，一边向北解放当时沪西北的大片城区，横跨大半个上海市区。当时上海市区仅在苏州河上就有几十座桥，而从外白渡桥到造币厂桥（现在的江宁路桥）中间就有九座桥。第二十七军的三个师一字排开，分头并进。国民党守军被我军的突然袭击搞得晕头转向，极度混乱，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虹桥镇、七宝镇、虹桥机场、中山公园、西站等很快被我军攻克了。在中山公园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见面时，地下党派出了多名同志给部队作向导。师长孙端夫带一个团留守中山公园，准备接应即将到来的三野总部领导。父亲罗维道带另两个团于25日清晨占领了静安寺。为了减少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减少部队和上海人民的伤亡，第八十一师一鼓作气沿着江宁路打到了苏州河边。
河的北面是造币厂，厂房比较高，被敌第五十一军占领着，我军想过江宁路桥十分困难，多次冲锋都被制高点的火力压了下来，牺牲了不少指战员。父亲把指挥部刚安在桥南的第二劳工医院，地下党就派了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同志来联系了，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打过苏州河去。父亲说：“中央指示我们，要‘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建设上海，不能破坏上海，不能在市区使用重武器和炸药’，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最好能用政治攻势解决对面顽固的敌人。”田云樵马上想到了一个联系人王中民，当时在国民党政府海关工作，曾任国民党少将部员，几年前策反过对岸第五十一军的军长王秉钺，虽未成功，但与第五十一军的高层较熟，可以利用他到对岸去活动一下。父亲马上向聂凤智军长作了请示，得到同意后随即安排参谋送王中民过河。当时两岸的部队还在互相开火，过河确实有危险，王中民顾虑重重，先是拒绝不干，走出指挥部后思前想后，又返回来，提出了许多条件，在父亲和田云樵的竭力劝说和保证下，才同意冒险过河去游说。王中民敲开桥下的烟纸店，买了纸和笔，写了大大的“和平使者”四个字，举在头顶上小心翼翼地上了桥，对面看我军先停了火，也就停止了打枪，王中民就这样顺利地过了河。
对于国民党来说，半壁江山已失，我军大兵压境，连续的失败导致他们内部早已乱了阵脚。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虽然故作镇定地守在上海，背地里却早已备好了逃往台湾的军舰，并安排了留下为他卖命的替死鬼。5月23日下午，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家里，陈大庆代表汤恩伯宣布，时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的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上海北兵团司令，指挥第五十一军、二十一军和第一百二十三军，负责上海市区的防务。陈大庆称自己第二天要到吴淞防守司令部去和淞沪防卫司令石觉商量要事，当天晚上就住到吴淞去了，实际上是为乘军舰逃跑作准备。这样一来，当时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最高统帅就是刘昌义了。
王中民过河后进了敌第五十一军军部，意外地遇见了刘昌义。他先是见到了他的同乡兼同学、也是刘昌义的亲信、当时任第五十一军副官处长的刘凤德，才知道王秉钺不在，其实王当时已在浦东当了我军的俘虏，而在第五十一军坐镇的正是刘昌义。25日上午，王中民代表解放军向刘昌义提出了谈判的建议，刘昌义并不相信王中民，认为他不能代表解放军，必须直接和解放军谈。一个电话打到了第八十一师的临时指挥部，父亲先和刘凤德通了话，他表示刘昌义愿意谈判。电话交给刘昌义后，父亲和田云樵先后都在电话中和他初步谈了话，刘昌义答应过河到八十一师指挥部来谈判。随即刘昌义就带着刘凤德、王中民、军法处长魏震亚等人乘坐吉普车来到了苏州河边，父亲马上命令部队让开一个口子，让他们过了河，中午前就到了第二劳工医院。
父亲和田云樵同志一起同刘昌义进行了谈判。父亲对他宣讲了上海必将解放的趋势和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现状，让他马上率部投降。刘说汤恩伯已带着陈大庆等人乘军舰跑了，让他当炮灰留下来送死，他早就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了，然后就把桥北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介绍。但是在改编、投诚还是起义的问题上，他向父亲讨价还价了几个小时，还要保留原来的编制和武器，父亲说绝不可能，如果不马上放下武器，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将全部被消灭光，只有放下武器，停止对抗，才能承认他真正地站到了解放军和人民的一边。刘昌义见父亲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了。然后父亲和刘昌义双方在起草的停战协议书上用毛笔签了字，对协议中“暂保留原来的编制、番号”一句，父亲毫不客气地划掉了。在签字的顺序上双方也有斗争，父亲认为先签的一方是投降方，所以他坚持要刘昌义先签，他自己后签。
饭后，刘昌义提出要见陈毅司令员，父亲说找不到（其实当时陈司令已到了中山公园，可是不能告诉他），但可以同聂凤智军长谈谈，他当时略有不满，但后来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安排。于是父亲和田云樵带着刘昌义、王中民等坐车前往虹桥路的第二十七军军部。在军部，聂军长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刘昌义表示了起义的决心，聂军长笑着说：“我听罗政委在电话里谈起，已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并说，对刘的安全，解放军绝对予以保证。至于待遇问题，对刘昌义等贡献较大的国民党人将给予特别优待。刘听了连说“谢谢”。刘昌义等人返回北岸时，特地把军法处长魏震亚留在第八十一师师部，负责双方的联络。
由于地下党同志的大力协助，促成了刘昌义的停战，我军减少了更多的伤亡，也确保了上海人民和城市建筑的安全。26日凌晨，第八十一师顺利地通过江宁路桥过了苏州河，接管了敌第五十一军、第二十一军及第一二三军的所有防地，解放了包括真如镇在内的整个沪西北地区，并有力地支援了第七十九师对外白渡桥的攻势。第七十九师对外白渡桥的攻坚战在解放上海市区的全过程中算是激烈的，敌人在桥边的上海大厦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居高临下，第七十九师冲了许多次，伤亡很大，就是冲不过去。如果能用重武器和炸药的话，几个上海大厦都不在话下，难就难在不能用重型武器。当时个别战士看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产生了对攻城政策的怀疑情绪，发起了牢骚。在各级领导的解释和帮助下，想到解放后这些楼房终将会回到人民的手中，部队的思想又统一了。当八十一师一过了苏州河，父亲马上就派了一部分兵力从背后去攻上海大厦，在前后夹击中，外白渡桥很快就被拿下了。顺着四川北路冲到底，在虹口公园的南面，就是汤恩伯的大本营，门口有两座碉堡，转眼也被我军占领了。当父亲后来进入汤恩伯的办公室时，他匆忙逃跑的景象一目了然。外套、手杖、望远镜等都没来得及带走，整个办公室里一片狼藉。
第八十一师的主力从江宁路桥直接向江湾进发，扫清残敌。越靠近江湾机场，沿途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太太小姐们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的越来越多，人山人海，前拥后挤，他们都是想赶到机场去坐飞机逃命的。路过五角场时，有敌人的一个营被我军关在一个大院子里，当时根本顾不上和他们打，把门一锁，就直接往江湾赶。等部队赶到机场时天刚刚亮，国民党的三架飞机也飞到了机场上空准备降落接人。我们的战士一看，纷纷对着它们开枪，敌飞行员看到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不敢落地，扔下那些逃命的人，一溜烟飞走了。事后父亲想，当时不开枪就好了，让它们降下来，我军还能多缴获三架飞机呢。接着父亲马上带着一个团赶到江湾体育场，接受了刘昌义率领的数万国民党残部的投降。另外，第八十一师在火车站也接受了两万多名国民党部队人员的投降。
5月27日，上海宣告全部解放。从24日到27日，二十七军经历了与以往任何战役不同的洗礼。绝大多数指战员是第一次进上海，战士们更是以农村穷苦人居多，从来没进过城，更不用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他们连电灯都没见过，更不懂电的知识。激战中路边的电线被打断了，一个战士触电倒下，其余的战士马上冲上去救他，一个拉一个，一连倒下了七八个战士，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多亏地下党的同志找来电工师傅剪断电线才算完事，但已伤亡了好几个战士。24日开始向市区进攻前，我军宣布了进城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不得进入老百姓家里，不得随地大小便。这样，在解放上海市区的三四天里，我们的部队不仅在马路上睡觉休息，而且不敢多喝水和吃饱饭，因为没地方解决排遗问题。有些部队中有上海籍的干部战士，知道马路上的阴沟洞可以打开，能解决排遗困难，而二十七军原是山东兵团的，几乎都是山东子弟，没人进过大城市，更找不到茅厕了。在紧张的战斗过程中，也没人顾得上去处理个人问题。有了这样的战士，才组成了我们这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
上海的解放，没有我党上海地下组织的援助是不可能在短短的三四天里就实现的。部队在松江休整时，地下党组织就派人来向部队介绍上海外围地形，并派了向导。当部队进入市区，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市委书记刘晓同志在中山公园看望部队时又反复询问部队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地下党帮助。部队提出缺少向导，市区路线不熟会影响速度。刘晓同志立即安排沪西区委王关昶、施惠珍等同志来和部队接头，并为部队找来了30多名向导，以帮助部队用最快的速度解放全上海。田云樵同志到第八十一师临时指挥部来时就被门岗拦住了，不让进来，虽然他一再表明自己的身份，可是西装革履的外表总不能取得大家的信任，最后父亲和他交谈时他提到了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温逢山，他们也是战友，这才使疑虑消失，握手言欢。只要心是相通的，总能达成共识。
（作者系老红军罗维道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