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陈毅当卫生兵——访新四军老战士戴振
潘国强
戴振，1926年生，安徽无为人。1942年3月参加新四军，1944年加入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戴振曾任新四军七师五十八团、沿江支队、七师十九旅五十六团勤务员、卫生员、见习医务员、医务员。
解放战争时期，戴振曾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一营医务员、三野后方医院军医、山东中央华东局警卫旅二团卫生队副队长，在孟良崮战役中负伤，为六级伤残军人。
1949年后，戴振曾任华东局行政处医务所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主任，上海市新泾区政府卫生科长、上海市卫生局人事处副科长，卢湾区中心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卢湾区政府爱卫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戴振于1986年离休。
2019年的清明节刚过，社区对面的丁香花园里，白玉兰满枝的花朵正尽情绽放。我们有幸应约来到新四军老战士戴振的家中，进行采访。
93岁高龄的戴老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客厅。他中等身材，清癯精神，思维敏捷，语言表达清晰。他看到与我们同行而来的谢清风同志是他老战友谢芝瑞的女儿，高兴地说：“你爸爸当年是七师十九旅军医处医务主任、七师卫生部保健科科长，我们刚参加新四军时，他就是我们这些连队医务兵培训班的领导和老师，他教我们解剖病理学的知识，人体有206块骨骼我现在都能背出来。”我们都被他的记忆力镇住了。
戴振刚参加新四军时，他和十几个年轻、有文化、比较优秀的战士一起被选拔到医务兵培训班学习。据他回忆，培训班的课程有：简单生理解剖、常见病简易诊治预防、常用药物的使用剂量、连队保健防疫工作、战伤的急救知识。他说：“我们上课时每个学员都认真记笔记，每天很早起来背课程内容，为了记住骨骼教材，我们就到荒郊野外挖取被人抛弃的遗骨作标本，还要学会为伤员喂饭、倒尿。为了节约医疗物资，在冬天里敲开结冰的河面，不畏刺骨的寒冷河水，把用过的绷带、纱布和棉花球洗干净消毒后再使用。为了让我们学到真本事，培训班老师特地从前线抬来了十几个伤员，老师们手把手地临床指导和示范。有一次我给伤员换药端弯盆（又叫腰盆用来放置器械和敷料），手指碰到了弯盆的内边，受到老师的批评，我马上就明白了防止感染、无菌操作和伤口早期愈合的重要性。”
“三个月的培训班结束后，我们就被派往战斗连队任卫生员，在子弹横飞的战场上快速爬行，去抢救负伤的战友。每次上前线，我都把水壶灌满，自己从来不喝一口，因为对于伤员来说，它就是救命水。”戴老向我们叙述了救护伤员的艰难：“寒冬腊月，在急救伤员时要把他的棉衣剪开，衣服没有了保暖性，为了不让伤员冻着，我就把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人民军队中的每一个战士凭着对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敢于牺牲自己，这正是我们人民军队无往不胜的重要原因。一营二连的卫生员童天本聪明机灵，大家都夸他是个优秀的卫生兵。他在苏北小钱庄战斗前送给我一双新布鞋，并托付：‘如果我牺牲了就转告家人，我是为祖国解放而光荣献身的。’后来在阻击七十四师的激战中，他为抢救受伤的战友倒在阵地上，牺牲时才18岁，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孟良崮战役中，戴振所在的七纵（由原新四军七师整编而来）十九师五十六团奉命阻击国民党军号称“天下第一团”全部美式装备的增援部队，战斗打得非常惨烈。他看到两个战士倒在地上，就冒着身边“嗖嗖”的弹雨，冲过去赶紧止血、包扎，刚要抬起负伤的战友，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大腿，他一下子栽倒了。战友们把他们救下来交给抬担架的老乡，后来才知道他们一营四个连队的卫生员，两个牺牲两个重伤，正是老乡们冒雨及时地把他送到了后方医院，才得以保住这条腿。(https://www.daowen.com)
听完了戴振的战斗经历，我们心中充满了对革命先辈的敬意，接着我们就直奔采访的主题。“戴老，听说你做过陈老总的保健医生，你什么时候认识陈毅的？”我们好奇地问道。戴振的眼神里立刻闪出了光彩，他说：“我第一次见到陈老总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天还下着雨。1946年9月新四军七师抽出五十六团，归中原突围出来的新四军五师十三旅旅长皮定均指挥，参加淮阴保卫战。当时正值雨季，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五十六团在团长王培臣的率领下坚守淮阴城西门。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把头上的瓦片都震得哗哗直响，我是一营的医务员，恶战一天，坚持到黄昏南门被攻破，皮旅长下令撤退至城北王营镇。晚上很黑，只见人影看不清脸，我跟在团部的后面，迎面碰上十几个骑马的首长。‘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领头的那位首长亮开大嗓门朝我们喊话，王团长赶紧回答：‘我们是五十六团的，奉皮司令的命令撤退下来的。’那位首长不容置疑地命令：‘赶快沿着涟水大堤走到涟水城下，到了那里挖工事、设掩体，坚决阻止七十四师来攻打涟水’。我们立刻扔掉了背包，冒着雨朝北面城下一条河堤直奔涟水。事后我才知道下命令的首长是我们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老总。我一直认为他是司令员肯定在司令部里指挥战斗的，怎么会半夜骑着马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我作为一名新四军的普通士兵从来没有见到过部队的最高首长，会亲自到最危险的前线来下达命令，我深受感动，从这一刻起，陈老总的高大形象就树立在我的心中了。”
戴振从此以后就非常关注陈老总的消息，由于打泗县失利，淮阴被攻占，战士牺牲很多，一个连一百多人下来也就剩三十来号人，炊事员送饭到阵地上一看就会神情沉痛、充满悲愤，牺牲的战友只能就地掩埋，名字也没有留下。战场的形势严峻起来，加上华中根据地缩小，部队中出现了埋怨和急躁的情绪。陈老总面对暂时的困难局面，没有责怪下属，也不推诿，而是坦诚自责：“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承担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戴老饱含真情地说：“陈老总的敢于担当，把笼罩在部队上下的灰暗情绪一扫而空。”后来部队在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的指挥下，接连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戴振在孟良崮战役中负伤痊愈后，留在三野警卫旅卫生处任医政干事，继而在警卫旅二团（团政委是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赵行志同志）任卫生队副队长。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胜利后，他就随着南下的陈毅和华东局首脑机关进驻了上海，他担任了华东局机关医务所所长，负责陈毅、饶漱石、曾山等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的卫生保健工作。
戴老说：“1950年9月12日我们住进了上海市常德路上的一个大院，陈老总、饶漱石、刘晓等华东局的领导都住在这里。我有幸为陈老总服务了一年多，我为他量血压、测心肺、测体重和注射等，如果首长们身体得病，我就会去邀请上海的名医董承郎和黄铭新两位医生来会诊。陈老总对我们没有一点官架子，非常亲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关心。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生病了，他马上让办公室打电话给我，请我过去给警卫员诊断、配药和打针。”
“陈老总那时正年富力强啊，身体肯定很好，就用不着你们多费心思了吧？”我们问戴老。他笑着告诉我们，陈老总也有他的烦恼，体重上去了，血压也增高了。我提醒他：“注意控制体重，少吃肉。”他听了哈哈一笑：“我就是喜欢吃肉，看来莫得法子啰。”
戴振在1952年12月12日由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去新泾区人民政府任卫生科科长。1953年12月3日，市长陈毅再次任命他为上海市卫生局人事处第三科副科长。
“我是一名参加过抗战的卫生兵，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和考验，成为医疗战线上的白衣战士，我永远忘不了在陈老总身边受到的教诲和关怀，鞭策着我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戴老深情地告诉我们：“我女儿在上海市体委棋社工作，陈老总生前特别喜爱围棋，她知道我思念陈毅，特地把印有陈老总题词的瓷杯送给我留念。”随即，他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瓷杯，杯身上书写着陈毅的围棋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我们大家边欣赏边谈起来了陈老总下棋的趣闻轶事，不知不觉地超过了采访预定的时间。
当我们告别戴老时，他拉着我们的手，再三嘱咐我们：“2019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纪念日，你们到外滩公园的英雄纪念碑前献花时，替我向陈老总敬个礼！我去过三次了，每次都献了花，现在我已经走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