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潜伏，从租界巡捕到汪伪警察

由于父亲出身贫苦，同情穷苦人，不满人压迫人的社会，是一名充满正气的热血青年，于是1937年就开始与巡捕房内的地下党员有了密切的接触。当他受到了党组织革命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后，他原本朴素的人生观得到极大的升华。从此他奋不顾身地、积极地投身到各次活动中去，如宣传新四军开展募捐活动、宣传抗日战争形势、鼓舞民众斗志。通过实际的斗争，父亲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从此他有了崇高的信仰并决心为之奉献终生。1940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对敌斗争中，在恐怖的白色环境下表现出色，同年12月被任命为公共租界巡捕房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有了“巡捕”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他可以更加方便地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开展地下斗争，培养发展地下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团结和教育巡捕和警察，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尽力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敌人，收集情报，开展营救和策反工作，为以后的上海解放奠定了基础。如1940年秋冬季节，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一起规模颇大的巡捕大罢岗，起因是一部分巡捕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取消对华警的不平等、歧视性的规定，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捕房的地下党及时抓住时机领导了这场群众性的抗议斗争，使之成为一个有理的合法斗争，并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1941年至1944年父亲担任了公共租界虹口巡捕房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情结日益高涨，当时美、英、法等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日益加深，地下党就利用了这些矛盾在巡捕房内公开提出了抗日口号。中国巡捕与美、英、法等国的巡官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均采取默认的态度，对中国巡捕的抗日情结不加干预和压制。地下党组织安全、隐蔽地开展活动，借此为党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确保了自己力量的同时也使地下党在巡捕房中站稳了脚跟，为对敌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4年初，党组织决定在警察系统中建立和发展党的各种外围组织，加速壮大党的核心力量。经过多方努力，组织得到较大的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党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0余人发展到130多人，提高了党组织在警察系统中的影响力和战斗力。父亲在这一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上海党组织记功奖励，授奖章一枚。

从1941年2月到1945年8月，上海西租界巡捕房由汪伪政府接管，改为警察局。此时，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由张承宗直接领导。1945年5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父亲担任了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警委委员，直接负责领导沪东地区七个汪伪警察局的地下党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直至上海解放。(https://www.daowen.com)

负责警察支部工作的邵健、刘峰、苗雁群、窦敬良等同志需要先后进入淮南根据地，参加城工部组织的整风学习，同时准备在日本投降前组织地下党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夺取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战斗。1945年5月，经地下党组织决定，父亲携带家属全部到淮南根据地参加革命和学习。得到通知后父亲是那样地开心，回来就对我们说：“我可以把你们带到家里了。”

很快我们就到了淮南根据地，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副部长的刘长胜同志亲自接见了我们全家，他对我父亲在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工作的出色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鼓励他要继续在这条战线上努力工作，作出更大的成绩，他对母亲能到城工部来参加革命工作表示欢迎。

在城工部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决定父亲返回上海，继续坚持党在警察系统的地下斗争。父亲听从党组织的决定，义无反顾地回到上海。家属都留在根据地，他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地下工作中，随时准备为党的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

1945年秋，父亲参加了由中共上海市委和“警委”领导的在警察系统中发动向国民党警察当局要求“复职”和发还“养老金”的群众运动。此次行动在全市广大市民中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事情的缘由是：在抗战期间，汪伪政府借口要在警察系统中肃清英美思想，并将在汪伪警察局中的1000多名警察无辜开除，导致大批警员失业，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警察局对这些被开除的警察不管不问。针对这种情况“警委”便通过下属的党支部和地下党员在警察中间进行个别串连，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都是直接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很快就激起了大家的愤怒，当即向当局提出了请愿和强烈抗议。一支由1000多人组成的请愿队伍，扛着大旗，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复职”的口号，浩浩荡荡地来到福州路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然而警察局非但不解决复职的要求，反而将群众代表扣押起来。这便引发了抗议群众更大的气愤，口号声更加强烈。要求释放群众代表的呼声此起彼伏，顷刻，全市各大报刊的记者到现场实地采访，得到了媒体的积极支持。各分局的警察也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纷纷行动起来，参加了抗议和请愿活动，给予了有力的声援和支持。由于社会舆论和在职警察的同情，给警察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担心事情闹大了难以收场，于是作了让步。首先释放了被扣押的群众代表，其次答应先将二分之一被开除的警察复职。这场要求复职的抗议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教育和鼓励了广大警察的思想觉悟。紧接着警委领导经过研究后决定再接再厉，将抗议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立即要求当局发还警察局扣压的养老金，以解决尚未复职警察的生活。所谓“养老金”问题是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时期，要求每个华捕必须每月从工资中提取百分之三到五的金额存入储金会，作为年老退职时的养老金。而日军进入租界后储金会被取消，原来存入的钱也未发还给大家。于是“警委”就在领导复职运动的同时，发动广大警察向国民党市政府提出要求发还这笔款项。然而国民党当局却采取拖延的办法，借口此事是以前租界时留下来的问题与他们无关，无法解决。针对当局这种无赖态度，“警委”研究决定，在1946年春节期间，向全市散发“告市民书”，将此事公布于众，争取社会各方舆论给反动当局施加压力，同时发动群众去英国领事馆交涉，要英国人兑现承诺，而英国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政府解决此事。国民党当局两面受压，很是头痛。感到此事如不能妥善解决，民众如继续去英国领事馆闹事，将会引来更大的麻烦。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发还被扣押的养老金，最终“警委”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