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收缴非法组织武装、搜捕散兵游勇和敌特组织。

第二十军先后发现背景复杂、名目繁多的非法武装三十余股，每股数人至数十人不等。他们冒充我党地下武装，利用上海刚解放时尚未稳定的混乱局面，抢占敌产，捣乱社会秩序，破坏我党我军声誉。5月25日，“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义勇纵队第四支队”李朝俊等32名匪徒冒充“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先遣纵队第四支大队”，非法接管了邑庙区、蓬莱区的警察分局，搜缴枪支和物质，还借口搜查侵入民宅、勒索钱财，被我军一举抓获。在沪南的斜桥海惠寺内，盘踞着四十多个武装特务和流氓，他们冒充解放军为非作歹。在人民保安队和群众的带领下，担任警备的五十九师指战员取缔了这支武装流寇。军统特务顾品余率众假冒“人民解放军耀字部队”，进行破坏活动，龙华地区人民自卫队发觉后立即报告解放军六十师部队，一举破获这股反革命武装。^〔5〕

在浦东一个小镇上，五十八师的两名巡逻战士听到街边群众报信。两人马上分头监视米店和回部队报告情况，一举抓获了十几个企图潜伏在郊区的国民党武装人员。

警备部队在各个街道里弄中对群众开展政策宣传，1949年6月10日在马路上张贴《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　治字1号布告》（公布溃散的国民党官兵前去报到的地点），发动居民对陌生人进行检举活动，同时加强昼夜的岗哨盘查。1949年6月13日，第二十军司令部警卫一连三名战士当场抓获持枪抢劫南昌路60号居民财物的匪徒汤海达、陈志利、杨盛培、沈奇荣等人。^〔6〕(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十军按照上级对非法武装“一律收缴、追究主脑、彻底解决”的原则，各师、团以坚决、迅速的行动，在短时间内，就将辖区内所有非法武装收缴完毕。至1949年6月20日，全军共收容散兵游勇五千七百余人，其中国民党将级军官七名，校级军官七十名，为上海以后的社会治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

国民党在旧上海的特务机关有，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上海站（对外称市政府调查处），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统计局（简称内调局）上海办事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隶属国防部二厅）这三个全国性特务系统。其他各系统特务组织林立，他们在沪建立公开和秘密机构数十处，有各种特务外围组织近百个，共有职业特务五千余人，外围骨干分子共1.53万余人。这些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交织成庞大的特务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许多角落，以维护国民党统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敌特机关眼见大势已去，大多在逃往台湾之前已作了应变布置、潜伏下来，潜伏人员都是未公开身份的敌特骨干，而且有商人、教师、记者等社会合法身份掩护，并与保密局总台通信联络。^〔8〕在第二十军的辖区，6月上旬一周内曾连续发生偷窃、抢劫案件二十余起，也有政治性暗杀事件发生。为此，全军各级部门都增加了保卫、侦查干部力量，加强了侦查破案工作，并与新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办公。上海市成立了军警联合办事处（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任主任），各区也成立了治安委员会，使治安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分工。1949年6月29日拂晓，上海全市同时展开了重点搜捕的统一行动，第二十军在工人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及工商联合会等组织配合下，共捕获特务、盗匪一千二百余人。^〔9〕在搜捕中，由熟悉上海情况的战士带路，由会讲上海话的战士向房东及群众打招呼，各部队都能做到“进房有招呼，出门有交代”的规定，不仅对市民无所惊扰，而且又以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六十师的战士在常熟区搜查特务住宅时，注意不影响邻居，轻声叫开门后说明来意，在搜查中一切箱柜都让主人自己开启，搜查后交待本人清点无误并在检查表中签名盖章，真正做到文明执法。又如，一七九团部队在龙华一带搜查大片棚户区时，依靠当地工人和学生先做查访和宣传工作，摸清居民情况，再暗中进行侦查，结果很快搜捕到十一个躲藏的匪徒。^〔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