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定外冈游击队
关于嘉定外冈游击队的概况，史料较详，这是因为该游击队的两位主要领导者吕炳奎（任大队长）与张服膺（任二分队队长）均留下了回忆文献。吕炳奎回忆文献见载于《江苏党史资料》总第18辑的《外冈游击队的成立及抗战初期的对敌斗争》一文；张服膺回忆文献见载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思考——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论文集（一）》〔9〕所收《我在嘉定外冈游击队的生活片断》一文。综此二文，另参有关零星史料，特勾勒其活动概况如下：
1.初创时期，反土匪斗争
1937年10月，嘉定沦陷，日军占领了县城和重要乡镇，积极推行“伪化”政策，培植汉奸势力。而国民党军败退时，在民间散落了大量武器弹药，当地的土匪流氓、散兵游勇趁机组织所谓“游击队”，青洪帮大肆收徒，沦陷区一片混乱，民不聊生。至1938年春，嘉定共有土匪武装数百股，人数达数万人。当时日伪当局和国民党政府都积极拉拢他们，结果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小部分则被日军收买，投敌“伪化”。到下半年，另有部分原挂国民党抗日招牌的武装组织投敌“伪化”，或暗中与日伪勾结，打击真正抗日的爱国武装力量。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吕炳奎开始着手“杨甸民众自卫队”的创建工作。
吕炳奎原系嘉定杨甸地区的富户与中医世家，具有爱国思想，在以往行医中，曾以“名医”身份，在当地外冈、望仙、方泰等重镇，结交过社会上层如望仙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叶秋升、外冈流氓头目谈思源等人，饱受敲诈。而下层的贫苦百姓请其看病，则不收钱或少收钱，因此在当地很有威望。面对日本侵略，吕炳奎决心自组抗日武装，为此变卖家产。至1938年初，他已收集不少枪支，在一次反土匪缴枪活动中，他组织起“杨甸民众自卫队”武装。民众自卫队共有四个分队，庄凤来是第一分队队长，吕炳奎负责统一领导。〔10〕
吕炳奎组织“杨甸民众自卫队”，算得上嘉定建城史上的一件大事，《嘉定县志·大事记》是这样记载此事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2月，西乡杨甸、吕家、潘家等村民，自发组织‘杨甸民众自卫队’（后称‘外冈游击队’），推举青年中医师吕炳奎为领导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11〕
约在此时，嘉定的谈思源、金谷、卫昌明等人在卫家角、麻陆泾地区也组织起“七村联防”武装。而国民党嘉定县党部通过叶秋升（望仙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与谈思源、金谷等勾结，阴谋控制杨甸的民众武装，同时以“第三战区”的名义，委派邓敬烈为“淞沪民众抗日自卫团”司令。邓敬烈是曾在嘉定当过警察巡长的一个流氓。
此后，邓敬烈通过谈思源下发了“委任状”，委任吕炳奎为“七村联防”第一中队长，委任卫昌明为第二中队长，委任唐生为第四中队长（第三中队长名佚），委任谈思源为“七村联防”的第一大队长，委任金谷为副大队长。这样，1938年5月，吕炳奎所掌控的“杨甸民众自卫队”被收编进了邓敬烈“淞沪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取得了合法身份。而作为交换，数日后邓敬烈派人从吕炳奎处取走了20多支步枪、1挺机枪和1支驳壳枪。利用这些武器，邓敬烈于当年秋天，成立了300多人的特务营，营长为张龙云。
1938年七八月间，方泰土匪毛林生部欲洗劫杨甸，吕炳奎联合邓敬烈的特务营突袭毛林生老巢，将毛林生等11个匪首一举抓获。而邓敬烈下令把11名匪首转交其处理，结果邓敬烈、谈思源与匪首毛林生私下谈判，在得到十几挺机枪、80余支步枪、几千元钞票后，将其全部释放。此事暴露了邓敬烈假抗日、反人民的真面目，教育了吕炳奎所统领的“第一中队”，他们决心寻找共产党。
2.寻找中共党组织，火烧日军飞机
1938年8月间，吕炳奎通过进步人士、外冈区公所的陆铁华，〔12〕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开始建立脱产武装。约当年8月底，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邱生凡来了解外冈游击队情况，并以第1中队文书的公开身份开展党的工作。从此，外冈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邱生凡又带吕炳奎到上海，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工作，受党的指示，动员上海一批失业工人及杨祖彤、苏白等知识分子，陆续来到杨甸做部队工作。至当年年底以前，吕炳奎所统领的“第一中队”已扩大至80余人。这一活动引起了邓敬烈、谈思源的强烈怀疑。由于吕炳奎统领的“第一中队”虽发祥于嘉定杨甸地区，但后来活动的重要地区是嘉定外冈地区，在行动上受到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指导，因此逐渐被人们称作“嘉定外冈游击队”。
“第一中队”在暗中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后，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战绩是在当年年底，火烧了一架日本军机。其过程据吕炳奎陈述为：
部队驻在钱门塘附近，突见一架日寇通讯飞机约因机件故障，正向离我驻地一两公里路的地方降落，江祖培〔13〕带队迅速前往，把敌机烧毁了。估计敌人会来报复，部队迅速转移到蓬阆地区（昆山东部）。次日天刚亮，我部还是被昆山、太仓、嘉定3路敌人包围了。我处于被动地位，又是第一次同日寇作战，毫无经验，部队遭受很大损失。〔14〕
而火烧日本军机一事，当时的参战者、嘉定外冈游击队二分队队长张服膺在他的有关回忆中，叙述时间稍异，指出：“1939年1月30日，一架日军通讯机坠落在望仙桥（现为望新镇）东北，江祖培率部持枪跑步前去。日军已逃跑。江祖培指挥拆下发动机，烧了飞机。”〔15〕
客观地说，外冈游击队火烧日本战机一事，是抗战期间新四军统领下的上海游击队所取得的重要战果之一。而有的对“火烧虹桥机场”持怀疑态度的文章，则指此事为火烧虹桥机场一事的误传之源。
3.揭露邓敬烈、谈思源欲当汉奸的阴谋
1939年初，吕炳奎向邱生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6〕当年4月初，外冈游击队在方泰东南、黄渡西北的八字桥附近，伏击了日寇一艘汽艇，打了一次胜仗。
4月11日，吕炳奎得知邓敬烈、谈思源等人准备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邓敬烈将被日方委任为“和平军第3师师长”的确切消息后，次日晨坐轮船绕道赶回外冈部队，向邱生凡等人作详细汇报，又对部队作思想动员，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还派苏白到上海向《大美晚报》发新闻，揭露邓敬烈、谈思源的投敌活动。至此，外冈游击队与邓敬烈、谈思源部公开决裂，将卫家角的“七村联防”武装统编入外冈游击队。此外，外冈游击队还枪决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秦汾的叔叔、大汉奸秦慰才以及望仙桥的其他汉奸。但原属邓敬烈特务营的张龙云部则在杀害了共产党员胡省三等人后，脱逃至昆山与青浦交界处的吴淞江以南地区，与项国荣匪部会合。
在反邓敬烈的斗争中，外冈游击队抓获了邓希烈的军需主任和副官主任，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共装满了3大船。而张龙云率部出逃后，嘉定西部、昆山东部、太仓南部大片地区都处在外冈游击队的控制之下。4月间，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共产党员李森、沈进先后来部队。5月，建立了中共嘉定支部，以李森为书记、邱生凡与沈进为支委，又派人到上海动员失业工人扩大部队。“外冈游击队”一时名声远扬。
4.长泾村之战与诱捕邓敬烈
邓敬烈在降日阴谋被暴露并丧失了大量武器弹药后，恼羞成怒，图谋报复。1939年6月30日，外冈游击队驻军外冈与望仙之间的长泾村，次日凌晨3点许，邓敬烈亲率顽军千余人分两路来袭，西路由张龙云率部从望仙方向来攻，东路由朱维仁率部从外冈方向来攻。由于外冈游击队仅有300余人武装处劣势，只好组织分散突围，此战干部战士牺牲20多人，伤20多人，被俘、失散数十人，损失惨重，部队撤至南丘家宅集中时只剩百余人。
6月下旬，何克希、吴焜率领“江抗”三路进到太仓，30日抵嘉定。外冈游击队80余人7月6日转移到青浦观音堂地区与“江抗”主力会合，在此整训约半个月。
7月21日，叶飞、乔信民分别化名叶琛、汪明，上午10点许率领“江抗”一部抵钱门塘某村，由于其打的是国民党第六十二师旗号，邓敬烈率部恰驻该村，误以为是国民党军大部队来临，即大献殷勤，让出河西，将部队移到河东，下午又带了支队长、参谋长、秘书和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等十六七人来拜访叶司令。恰逢吕炳奎下午前往拜见叶司令，见知此事，速写纸条给叶飞要求立即抓捕邓敬烈。“江抗”部队发起突袭，结果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即将邓敬烈千余人的部队全歼。此战共缴获步枪700余支、机枪40多挺，装了满满两大船。只有张龙云因刚从上海返嘉定，看情况不妙，带着十几个人，突围逃脱。邓敬烈企图逃跑时，被抓回枪毙了。
此战“江抗”大胜，邓部被歼灭后，叶飞率“江抗”一部抵青浦，外冈游击队重回嘉定活动。7月底，外冈游击队奉“江抗”指挥部命，改编为“江抗”三路第三支队，由吕炳奎任支队长。8月初，叶飞与吴焜率部经太仓回苏常太。何克希和“江抗”三路徐绪奎参谋长率一部留在嘉定。新改编的“江抗”三路第三支队（原外冈游击队）继续留在嘉定战斗。
5.八字桥之战与反击顽军邓仪进攻
邓敬烈部被歼后，日伪军大为震惊。1939年8月某日午后1时许，日军偷袭在嘉定南双庙八字桥西驻营的“江抗”三路第三支队（原外冈游击队），由于部队有防在先，奋起还击，此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军20多人，日军被迫败走。而三支队（原外冈游击队）牺牲第三排排长黄锡恩等6名战士。八字桥之战的胜利，在当时上海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
八字桥之战后，盘踞在宝山、嘉定交界地区的顽军邓仪认为“江抗”三路第三支队（原外冈游击队）欲去常熟，因此1939年8月下旬率部向嘉定望仙进犯。天黑之后，邓部正在望仙镇里喝酒听戏，三支队自西转南，占领镇上两座桥。徐绪奎、包厚昌率部分东西两路插进街道，大败邓仪顽军。此战共俘敌200余人，缴枪200多支。邓仪率残部向沙冈桥逃去，再也不敢入侵外冈游击队的地盘。
八字桥之战与反击顽军邓仪进攻两次战斗的胜利，扩大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影响，两个多月中，外冈抗日武装已扩充至三四百人，拥有不少精良武器，成为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9月下旬，何克希召集李森、邱生凡和吕炳奎在吕炳奎家中天井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共嘉定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是李森，吕炳奎和邱生凡是工委委员。新四军嘉定根据地至此初步建立起来。
6.“江抗”西撤后嘉定的武装斗争——外冈游击队的重组与失败
1939年9月底，叶飞从江阴急电驻上海嘉定地区的“江抗”部队，说日军将调集三个师团兵力，对京（宁）沪线进行大扫荡，要求“江抗”三路及三支队在几天之内全部西撤。讨论的结果是由李森、邱生凡等带兵随大部队同行，沈进、史雨生等少数人暂留下坚持，并照料伤员，吕炳奎需要留下来为部队筹款，亦未随行。(https://www.daowen.com)
大部队走后，顽军邓仪部队又欲偷侵边区的方泰东南面，吕炳奎与朱友生、朱正高、庄凤来等骨干协商后，决定分头动员三四百人，把埋藏的枪支弹药重新取出武装，又趁天黑插到邓部驻地西边的村庄，故作声势做饭吃。邓部被惊动，以为江抗“主力”与三支队回归，未敢妄动。
吕炳奎同时两次派人到“江抗”指挥部向叶飞、何克希报告情况，请求派邱生凡、李森带第三支队迅回嘉定。结果李森、邱生凡等人被派回来了，但三支队未归，县工委仍照常工作。于是留嘉定的原三支队（外冈游击队）骨干决定重建武装，仍称“江抗三支队”。至当年11月间，“三支队”重建工作完成，上海地下党组织派来一位姓陆的原红军营级干部带队。重建后的“三支队”共有200多人，但大部分是新兵，战斗力远逊于原外冈游击队。同时，重建嘉定区公所，吕炳奎任区长。
1939年12月，日军、伪军与张龙云、谈思源等部顽军联合“围剿”外冈新建的抗日武装。12月17日拂晓，敌伪顽“三位一体”，分成好几路把新建的外冈游击队包围，游击队只得分散突围，损失惨重。当时嘉定被伪、顽部队占据，群众的枪被缴光，部队也所余无几。
1940年1月，上海地下党决定新建的外冈游击队剩余力量到青浦顾德欢〔17〕处休整，待恢复后再回嘉定工作，但外冈游击队剩余力量已无力再重新恢复新四军嘉定抗日根据地，又回到上海。当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找吕炳奎谈话，要求吕到常熟新“江抗”司令部工作。3月，顾复生统领的青浦游击队突围转移至常熟。5月间，“江抗”部队进行整编，将青浦、昆山、嘉定撤退到苏常太的武装力量（原新四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江抗”东路第三支队。至此，原新四军所属的外冈游击队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8〕
此后，“江抗”东路第三支队由“新江抗”东路指挥谭震林统一领导，在苏常太战场上对于日伪顽的战斗中屡立战功。皖南事变后，“新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又成为陈毅、粟裕统领下的华东野战军的一部分，为全国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至于外冈游击队的创立人吕炳奎（1914—2003年），在1940年2月到常熟新“江抗”司令部报到后，历任嘉定江南抗日义勇军三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淞沪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浙东纵队团政委和团委书记，浙东三东地区工委书记兼海防队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浙东北军政托运委员会书记、华中海委书记兼华中海防纵队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国家中医局局长、卫生部党组成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以副部级干部1982年离休。而据其子女回忆：吕炳奎在苏常太工作期间，曾利用医生及本地人的身份积极开展地下工作，为党筹款购物，系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梁洪的原形之一。吕炳奎参与指挥的“血战大鱼山岛”，被誉为“海上狼牙山”，是浙东纵队抗日作战的代表性事件。解放战争时吕炳奎参与领导的海防纵队（前身为苏北海防团），于1949年3月改编为华东海军第一纵队，系解放军组建海军的基础力量。吕炳奎本是中医名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便担任北京中医学院（中国第一家中医学院）院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医教育奠定了基础，被誉为“中医泰斗”“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2003年春季“非典”发生时，已是九十高龄的吕炳奎主动请缨，要求组建“吕老抗击非典医疗小组”，亲赴医疗前线抗击“非典”，为国分忧。由于吕炳奎有“名医”的身份，自1982年离休以后，到其家访问求医者络绎不绝，每天总有十几拨人，吕炳奎从不拒绝，最后一次为人诊病是2003年7月，这距离他去世仅有几个月。吕炳奎平生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从解放初到去世，职位未升半级，没有暖气的房子一住就是几十年，从无怨言，此亦足见其高风亮节，是后人学习的榜样。〔19〕
外冈游击队的活动时间距今已过了八十年之久，当时在上海周边的土地上尚活跃着王波领导下的嘉定娄塘击队；顾复生领导下的青浦游击队；瞿犊与茅理先后领导下的崇明游击队；连柏生与朱亚民先后领导下的浦东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新四军的统一领导下，从事了艰巨的抗日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由于这些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是上海周边，他们的活动也同时向上海人民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宗旨，因此也为1949年上海市得以成功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尚需说明的是：这些游击队的领导者，大多出身于当地富贵之家，是当时有身份的文化人，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宁可毁家纾难，积极投身于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去。在这一斗争中他们所展现出的民族气节与不惧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注释】
〔1〕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为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
〔2〕参《抗战·嘉定印记》，载《嘉定报》2015年8月25日。
〔3〕《嘉定人的安稳生活，是他们用年轻的鲜血构筑的》，嘉定广播电视台2017年4月5日稿。
〔4〕1939年5月，何克希与叶飞同志率领的第二路军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何克希任副总指挥。
〔5〕材料出处为王波女儿王娟回忆，见《抗战·嘉定印记》，载《嘉定报》2015年8月25日。
〔6〕材料出处为王波女儿王娟回忆，见《抗战·嘉定印记》，载《嘉定报》2015年8月25日。
〔7〕《嘉定八百年大事记》，2017年5月1日，载http：//www.sohu.com/a/137515983_227637。
〔8〕材料出处参《百度辞条·谭继诚》。
〔9〕《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思考——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论文集（一）》，杜虹主编，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北京版。
〔10〕材料出处见吕炳奎：《外冈游击队的成立及抗战初期的对敌斗争》，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18辑。
〔11〕《嘉定八百年大事记》，2017年5月1日，见http：//www.sohu.com/a/137515983_227637。
〔12〕陆铁华（1903—1977年），名世健，曾名张雅梅，嘉定外冈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华东贸易部粮食公司经理、上海市粮食公司经理、上海市粮食局业务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局长等职。1957年被错定为中右，受留党察看2年，下放养猪。1965年2月因病退休。“文革”中，有人要挟他作伪证，诬陷江祖培（原外冈游击队分队长，解放后任二十军某炮兵团团长）是叛徒，被坚拒。1977年12月11日，病逝于嘉定县人民医院，终年74岁。1979年7月平反昭雪。
〔13〕江祖培，曾任外冈游击队分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二十军某炮兵团团长。
〔14〕见吕炳奎：《外冈游击队的成立及抗战初期的对敌斗争》，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18辑。
〔15〕张服膺：《我在嘉定外冈游击队的生活片断》，载《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思考——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论文集（一）》，2005年编。
〔16〕1939年7月20日，顾德欢代表党组织与之谈话，正式宣布上级批准其入党。
〔17〕顾德欢（1912—1993年），又名张瑞昌，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曾任浙东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1945年9月，顾德欢随浙东新四军北撤，部队整编后，任新四军一纵队政治部宣教部长。
〔18〕材料出处参吕炳奎：《外冈游击队的成立及抗战初期的对敌斗争》，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18辑。
〔19〕材料出处见吕嘉卫：《我的父亲吕炳奎》，2018年5月22日，载http：//www.xsjn4a.cn/post.html？id=5b037544fa9b8b099e655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