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线——擂起冲锋的战鼓
1938年11月，抗日烽火正盛，在河南竹沟西南约12公里的桐柏山腹地一小山寨中，中共中原区的一所印刷厂正在秘密筹建。这里沟深林密，地形隐蔽，山寨附近只有一个十几户人家且有较好群众基础的毛家棚村。1939年3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为加强印刷厂技术力量，借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之机，从延安中央印刷厂要来了几十位技术骨干，其中包括从上海赴延安的技术骨干史纳、王钊。
1937年3月，在上海印刷业工作的王钊，应延安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的聘请，前往延安参加抗日并于1938年3月入党，是中央印刷厂的印刷技工，从事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解放》杂志的印刷工作。史纳（时长耕）自幼在上海报业学排字，1936年参加了陶行知创办的“上海国难教育社”，排印《救亡时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1937年赴延安中央印刷厂担任排字部主任。1938年首排毛主席《论持久战》。王钊和史纳的到来，明显加强了竹沟中原局印刷厂的力量，他们分别担任了印刷厂厂长和排字部主任，成为新四军印刷业的翘楚。
抗战艰苦之时，鼓舞斗志、传递信息、宣传抗日成为抗日军民的精神需求，由此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报刊杂志便应运而生，遍布豫苏皖的《拂晓报》《永光报》《反攻》《江淮日报》《铁流报》《群众导报》《人民报》《皖北日报》《团结报》《奋斗报》《军事杂志》，浙江新四军游击纵队的《战斗报》等报刊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成为抗日军民的精神食粮。
著名的新四军四师《拂晓报》就是一面高扬的旗帜。
1938年9月29日，《拂晓报》在烽火中创刊，支队彭雪枫司令员不但题写了报名，还为《拂晓报》撰写了创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
办报伊始，曾在上海伪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台做公报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上海共青团中央交通主任，苏州东吴大学肄业的阿乐（乐于泓）和曾在上海读书的易河，于1938年随彭雪枫到河南竹沟参加新四军。两人与单斐用钢板、铁笔、毛边纸创办了第一张《拂晓报》，被彭雪枫称为《拂晓报》的三元老。
在极其简陋的设备和土产草纸上刻印出第1期三版的《拂晓报》，尽管油渍斑斑、模糊不清，仍受到欢迎。土草纸也一直沿用到第8期。创刊的头五个月，每期《拂晓报》在简陋的机器上印制三四百份，开设了“功劳簿”“行军生活”“小谜语”等栏目。
不久，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其五接任《拂晓报》社长兼总编辑，此时的《拂晓报》更是如虎添翼，从第28期开始，《拂晓报》改用新闻纸和油印机印刷，除新闻报道外，还定期刊发一些社论。重要文章还套用红、蓝、绿、黑等颜色，报纸质量有了提高，印刷数量也提高到五六百份。
《拂晓报》创刊一周年时，印出特大号的十张二十版，版面蓝底套红，新颖夺目，吸引了众多军民和大批社会读者。彭雪枫在《拂晓报》上发表专文指出：“党的路线、主张、政策、决议以及各个时期的指令，都通过《拂晓报》传播出去，在提高敌占区人民的抗战意志，唤醒民族意识方面，尽了应尽的力量，而且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之后《拂晓报》印数达到1500至2000份，仍供不应求。《拂晓报》百期纪念时，出版了四开十二版纪念专刊，第一版正中用红色通栏套印毛主席的题词“坚持游击战争”，刘少奇的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许多领导，如谭震林、滕代远、王稼祥、张闻天、左权、谭政、徐海东、曾希圣等均为《拂晓报》题词。1940年新年之后，毛泽东给彭雪枫写信道：“《拂晓报》看了几期，报纸办得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好的成绩。”(https://www.daowen.com)
1941年初，中原局印刷厂的两位翘楚王钊、史纳，到新四军四师帮助建立了四师政治部印刷厂，王钊任厂长，史纳任公务主任。还有从上海印刷业业余联谊社前来支援的赵家仁、蒋惠林等人，1943年5月，《拂晓报》第一张铅印报纸在该厂诞生。后印刷厂与《拂晓报》社合并，形成了一个集编辑、排版、印刷为一体的报社。
1942年为纪念《拂晓报》创刊三周年，陈毅代军长手书题词：“《拂晓报》是我军报纸中比较优秀的一个，希望从形式、内容的统一改进中，完成其组织华中抗日军民的斗争任务和领导群众斗争的先锋作用。”
《拂晓报》从开办就得到上海技术业务人员的加盟和援助，他们为《拂晓报》呕心沥血，坚持不懈。从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来的业务技术人员，如，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的陈守川，1939年到新四军游击支队，次年4月担任了《拂晓报》记者。1936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高级艺术科的李克弱，担任了《拂晓报》时事、漫画、插图等工作。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预科毕业的陆庆娴，担任了《拂晓报》通联部干事，后又担任《雪枫报》通联干事，南京《新华日报》记者。他们与《拂晓报》的记者、编辑一同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在炮火的间隙中编辑排版，《拂晓报》日益红火，声誉扩大，成为抗日根据地一颗闪亮的指路明灯。
抗日的艰苦环境，使《拂晓报》经历了坎坷曲折和风雨磨难。据当时的《拂晓报》发行科长孙立功回忆：《拂晓报》经常随军转移。1942年根据地遭到近万日伪军疯狂的大“扫荡”，抗日军民在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领导下，对敌展开33天反“扫荡”，新四军主力跳出日伪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拂晓报》被迫停刊，代之以《反扫荡快报》不定期发行。
1943年抗日形势有所好转，《拂晓报》转入正常发行。经历战火考验的《拂晓报》日渐壮大。从第300期开始，《拂晓报》已发行到延安、重庆、西安及华北等地，还远涉重洋到了国外，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抗日信息，揭露日寇在华的暴行。值得一提的是，《拂晓报》走向世界，上海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把《拂晓报》寄发到新加坡、印尼、越南、缅甸、印度新德里、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地。上海地下组织通过苏联领事馆驻上海办事机构，将《拂晓报》发行到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美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加拿大等地，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新闻报刊博览会”，被誉为“中国的奇迹”。
1945年初，《拂晓报》在津浦路西，又扩大创办了《拂晓报（路西版）》。至抗战胜利，《拂晓报》共出版了近千期。
战争是残酷的，许多中华优秀儿女为国捐躯。1945年3月，《拂晓报》元老之一易河，被伪军团长朱开聪逮捕，9月被杀害于白浦镇南洋桥南。谢荣福抗战胜利前，经上海地下党介绍，与其他四名印刷工人来到《拂晓报》。一年后在泗阳县唐莫圩子附近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17岁。
抗战胜利后，期待的和平并未真正到来。根据地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攻。当时任报刊发行科长的孙立功，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艰苦惊险的故事，1946年7月，《拂晓报》和雪峰书店随领导机关撤出根据地，9月《拂晓报》在敌情危急中疏散人员，并组建拂晓游击队，孙立功担任了游击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等职，11月下旬，游击队与收容到的十多名队员退居洪泽湖坚持斗争，几起沉浮，几度聚散。1947年1月下旬宿北战役结束后，孙立功与《拂晓报》的四位同志在南京棚户区埋伏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淮北地委，之后，他们奉命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工作。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千里，渡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危难时期。
抗战时期，新四军文化事业的发展得到了上海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众多的报刊在根据地播种、发芽、开花、结果，传递信息，吹响号角，擂起战鼓，激励抗日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