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接管新建

我们上海乃至我们国家的电机工业，自从上海解放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翻开崭新的一页。1949年6月初，时年不到20周岁的寒松同志，作为第二批接收、接管上海人员，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通信联络处一行，从上海北新泾进入上海市区，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将原国民党政府上海三大仓库（三菱、虬江、齐美）中的电信器材，用卡车运送至南京三野司令部所属机关。工作结束之后，一部分指战员仍回作战部队，其余人员分配至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电信处和重工业处管辖的有关公司和工厂，担任军代表、军事联络员或助理员。寒松则听从新四军老领导曹维廉的建议和安排，作为军事联络员，参加了电器四厂的接管工作。当时中央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制造厂，共有四个小厂（分厂），其一至三（分）厂是生产电线电缆的，后来合并成立了上海电缆厂；而四（分）厂是生产电机的。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上海电机工业人才相对聚集和管理水平相应较高的条件，中央重工业部和华东工业部，着手筹划上海电机工业的发展。1949年12月1日，在接收中央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上海制造四厂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的上海电机厂，有职工332人。1951年4月，中央批准华东工业部的请示，决定在闵行筹建上海电机厂新厂，1951年10月9日正式施工。1952年10月，上海电机厂初期基建工程完成，厂部职能机构和电机生产系统由上海市区迁入闵行；1953年3月，变压器车间迁往新厂，华通电业机器厂变压器生产部分同时并入上海电机厂，并一同迁往闵行。

在最初接管的半年多时间内，寒松主要是协助军代表高飞，熟悉了解工厂情况，及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招收和培养骨干力量，尽快使企业步入正常化生产轨道。1950年2月6日，国民党轰炸机还对上海发动了“二六轰炸”，一度使上海陷入“一片黑暗”。当时的上海电机行业，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百废待举”。寒松和接管组同志一起，因势利导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中央电气四厂原有中共地下党员将近十人，总体上为军管组接收工作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但也有个别党员，在生产活动中，违反了工厂的有关规定，给工厂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受到了开除出党或撤销预备党员资格的党纪处分。总之工厂严格各项管理规定，终于使企业开始正常化生产。

在这过程中，原厂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归原中共榆林区委（后划归中共杨浦区委）领导，而军管会党组织归重工业处党组织领导。同样是中共党员，但分别属于两个系统领导。在思想观念、组织行为等方面还是有些差别的。如属于榆林区委领导的党员，向属于重工业处领导的军代表提出，要为工人加工资；而属于重工业处领导的军代表，则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将生产质量搞上去。后来经过重工业处领导的再三考虑，还是为有些明显偏低的一线工人调整了工资，而不是普调工资。当时上海物价波动相当厉害，为此陈云同志专程赶到上海，为这些企业和上海提出了“折实工资（即与米价挂钩的工资）”的做法，既稳定了工厂的工资制度，又稳定了社会的物价，起到了良好效果。(https://www.daowen.com)

在追溯新中国的电机工业发展历史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1946年至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派了96名技术人员去美国西屋公司实习，向美国学习电机方面的生产管理知识与技能，但当他们实习完后回到国内却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已自顾不暇，根本无心和无力来发展电机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人却成了上海乃至全国电机行业的技术骨干，其中大多数当了技术领导或总工程师，如恽震、褚应璜、丁舜年、孟庆元、张大奇、姚诵尧、沈从龙、孙瑞衍、蓝毓钟、冯勤伟、汤明奇、刘隆士等。其中丁舜年等还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后来丁舜年同志还担任了副厂长、总工程师和厂教育委员会主任；而寒松同志在担任厂教育人事科长的同时，担任了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与丁舜年等同志一起担负起了全厂职工教育的重任。

在最初和后来筹建上海电机厂过程中，不仅招揽了不少当年去美国西屋实习的技术人员，同时还吸引了不少从德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和技术人员。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部长，就是新四军老战士汪道涵同志，副部长是新四军老战士孙冶芳同志，重工业处的处长则是新四军老战士曹维廉同志。正是这些新四军老同志，为上海解放后电机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一次部长会议上，汪道涵同志风趣地说，在我们这些部长中，我还能说说英语；孙部长不仅能说英语，还能说俄语。之后，新四军老战士孙冶芳的经济思想，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后话了。

由此可见，原新四军老战士汪道涵、孙冶芳、曹维廉、寒松等，一开始就将上海的电机工业，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只是囿于当时条件，无法大展身手罢了。1952年8月，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决定，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火力发电设备制造技术，建设上海发电设备制造基地。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随即作出相应部署，一方面派出访捷代表团商谈技术引进工作，另一方面计划在上海闵行建设发电设备制造基地。因为当时世界形势不允许我们自由自在地学习和选择世界先进技术，于是就从东欧捷克斯洛伐克突破了封锁。

1952年8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云、李富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商谈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问题。经过中苏双方多次友好协商，最后确定从苏联引进2.5万千瓦中压火电机组，以及2.5万千瓦至10万千瓦高压火电机组设计制造技术。同时，在“156项工程”中，电机工业安排了汽轮机、汽轮发电机、锅炉、船用电机、电缆、高压开关、整流器、电表、电碳、绝缘材料、电力电容器、微电机、蓄电池等十多类产品的制造工程项目。有资料显示：上海刚解放时有机器工厂1200余家，但是能开工的还不到100家；而此时，上海和我们国家电机工业则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