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炳奎组织外冈游击队和接受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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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炳奎年轻时到外地学医，后在家乡开业后，广交各界朋友。望仙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叶秋升、外冈流氓头子谈思源等也敬重他三分。穷苦老百姓前来看病，吕炳奎多不收钱，甚至让他们到药铺买药时把账记在自己的名下。吕炳奎本想不过问政治，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最终走上了组织抗日武装的道路。“他的父亲就在日军入侵时被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拉夫拉去，死在阳澄湖畔，目睹日、伪军和土匪蹂躏家园，无恶不作，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对敌人充满仇恨。”〔8〕
抗战前夕，杨甸乡曾经进行过壮丁训练，成立过一个壮丁分队。1938年春节过后，在吕炳奎发起下，以顾士源、庄凤来、杨福长、朱友生、徐品章等为骨干的吕家、潘家、杨甸角等村农民，在原壮丁分队基础上，成立了杨甸“民众抗日自卫队”。自卫队下设四个分队，主要是打更放哨、进行冬防。1938年清明前的一天，有土匪到外港杨甸敲诈当地一位农民，被“民众自卫队”赶走。这样，就形成了练祁河以南、横泾以北、吴塘以西、顾浦以东，纵横五六里范围的一块相对安定的区域。群众武装护卫乡里，抗击敌伪，诛杀汉奸，惊动四方，一时盛传“嘉定城外出了一支真正抗日锄奸的游击队”。随着民众自卫队名气越来越大，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陆麟勋想通过叶秋升等人来控制这支民众武装。
吕炳奎组织民众武装抗日，但对如何抗日并不清楚。国民党县党部极力拉拢吕炳奎的自卫队武装。曾在嘉定石岗当过巡警的邓敬烈被国民党委任为淞沪区游击副指挥，其实是一个光杆司令。在陆麟勋的操作下，邓敬烈以第三战区代表的身份，会见吕炳奎，并委任吕炳奎为淞沪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第一中队队长。四五天后，邓敬烈带了几个人来到外冈地区，在钱门塘附近的一个村庄上设了个所谓“指挥部”，邓敬烈以随身带来的一叠空白委任状和肥皂大的关防印信作资本，招摇撞骗，大肆搞钱、搞枪、拉人入伙。邓敬烈的部队不断向吕炳奎要钱要枪。有一次，吕炳奎的队伍抓了以毛林生为首的10多个匪首，邓敬烈要求交他处理，结果邓敬烈勾结谈思源与毛林生谈判，得到几挺机枪、80多支步枪和几千元钞票后，就把土匪放了。黄渡镇日军据点里有个厨师，对残害同胞的日军充满仇恨。一天，趁着日本兵喝醉了酒的机会，偷拿出一挺机枪；前来投奔邓敬烈。邓敬烈装出一副欢迎的样子，请他喝酒。奖他现款，送他回家，心里却担心鬼子知道了会来报复而怕得要命，为了结此事，竟派人暗中把那个厨师杀了。这些事情使吕炳奎对国民党逐渐失去了信任。他听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爱国的，就决心去找共产党和新四军。当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组织，也正密切关注着上海郊区各地的群众抗日武装。
在看清邓敬烈、谈思源两人的本质后，吕炳奎决心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一面继续行医，联络民众；一面用心带好部队，高举抗日自卫旗帜，除暴安良，打击日伪，等待时机，另谋发展。1938年8月下旬，吕炳奎开始组织脱产的抗日武装，起初只有一个脱产的常备班。不久，吕炳奎又组织了不脱产的武装300多人，共有过步枪200多支，轻机枪5挺，重机枪3挺，外冈游击队的实力大增，声威大震。
在进步人士陆铁华的帮助下，吕炳奎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8月底，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邱生凡来到外冈游击队与吕炳奎见面。邱生凡以游击队文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邱生凡对吕炳奎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向他讲述了许多抗日救国道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定了吕炳奎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从此，外冈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9月，邱生凡和吕炳奎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党听取吕炳奎的汇报后，对他的工作高度肯定，并决定扩大部队。于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动员了一批失业工人及杨祖彤、黄仲浩、苏白等一些知识分子，陆续来到杨甸参加外冈游击队。年底，外冈游击队已扩大到80多人。杨祖彤、苏白在游击队战士中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广大战士的抗日热情高涨。1939年初，吕炳奎向邱生凡提出入党申请。
按照党的合作抗日、等待时机的方针，外冈游击队仍保持国民党军队番号。1938年11月初，江苏省第三战区淞沪军事特派员蔡熙盛将淞沪民众自卫武装改编为江苏省第三区保安步兵第一团，仍由邓敬烈任团长。原第一大队改编为第一营，谈思源任营长，吕炳奎为第一连连长，驻外冈地区。一营是全团的主力，而一营的主力是有七八十名脱产武装人员的一连。表面上仍用国民党军番号的一营，实际上掌握在吕炳奎、邱生凡手里。
邱生凡担任营部文书，他把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政治思想教育上。1939年4月，邱生凡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后，更加重视政治工作。5月，部队设立了政训处，由邱生凡任政训处主任，政训处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使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崭新面貌。吕炳奎和邱生凡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大众哲学》《怎样学哲学》《新哲学人生观》《统一战线教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政治书籍，以及《西行漫记》《毁灭》《铁流》等文学书籍。
部队加强纪律建设，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走时上门板、捆稻草、打扫干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归还所借的东西，离开时道别。”“群众视游击队为亲人，来往和交谈都毫无拘束。他们出人、出钱、出物、出枪，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支持游击队。军爱民，民拥军，水乳交融。这是外冈游击队生长、壮大，战胜敌人的源泉。”〔9〕
为进一步加强对外冈游击队的领导，中共江苏省委于1939年4月间又派李裕民（后名李森）、沈青（后名沈进）先后到外冈游击队，加强党的领导。5月，中共嘉定支部成立，李森为书记，邱生凡、沈进为支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