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全国政权
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定的社论：“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38〕对于此，舒新城指出：“上海解放在全国民族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在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上的重大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我以为特别应该提起的，是应该如何好好地改造这个大都市，运用它在全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重要地位，来加速革命军事的早日结束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39〕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大都市，也是当时的经济、金融中心，它的解放证明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力量的雄厚。中共在上海解放后推行的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发展的措施为全国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而中共夺取和建立全国政权，则是以占领和管理城市为其历史性标志的。〔40〕城市是发展和建设一个国家的工业、经济、金融等的关键，夺取城市的归属，既是中共夺取和稳定全国政权的基础，也是建立新中国的关键。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所说的：“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如果我们对工业问题、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能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41〕但如何顺利接管城市是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问题。熊阿俊和郭为桂在分析1949—1953年中共对成都的政权建构和社会整合时，认为“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接管旧政权、构建新国家、建立新社会的基本程式。〔42〕通过组织嵌入城市的方式，迅速将城市中的旧政权进行改造，并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与社会秩序，塑造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从工作重心转移后对城市工作的探索，到培养接管干部，再到城市的最终接管，这是一个完整的城市接管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关于城市接管的成功经验。
“丹阳集训”既为顺利接管上海奠定了基础，又是中共成功实现通过有效的组织能力、执政能力以领导各机构、干部执行相关政策的表现，对现代执政能力、组织能力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上海的成功接管，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当我们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去分析“丹阳集训”、接管上海、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能够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联系。
【注释】
〔1〕根据当年参与集训的范征夫在《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的观点，当时文件及领导的讲话，并没有专门用过“集训”这一词，而更多的是“学习”“教育”等词，因而“集训”有待商榷。但也有部分参与者（如朱青、杨延修、李家齐等）在回忆过程中仍然采用了“丹阳集训”一词。总的来说，在通史、回忆录等文献资料中采用“丹阳集训”说法的仍然占大多数。因此本文仍采用“丹阳集训”作为1949年4月到5月间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前在江苏丹阳进行的集中学习活动。
〔2〕1949年5月进驻丹阳的总前委委员包括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1949年4—5月进驻丹阳的华东局干部主要包括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王尧山等共20人；进驻丹阳期间，在华东军区发布训令的首长包括刘伯承、陈毅、粟裕、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李达、张震、周骏鸣9人；上海中央局是1947年5月6日由上海中央分局转变而来，进驻丹阳的干部主要是刘晓和张明（刘少文）2人；1949年5月进驻丹阳的第三野战军前委包括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唐亮5人。
〔3〕参与接管上海的干部主要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中的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的部分。据资料显示，这些成员主要由华东局直属、昌委专区、潍坊市、济南市南下干部组成，其中也包括部分渤海区的成员。
〔4〕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334页。
〔5〕《清河石家庄的解放》，《晋察冀日报》1947年11月15日。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249页。
〔8〕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宝山激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6页。
〔9〕周红妮：《中国共产党接管大中城市纪实》，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288页。
〔10〕《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236—1241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430页。
〔12〕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人生华章——新四军老战士生平片断精选》，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2005年版，第473—475页。
〔13〕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编年史》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283页。
〔14〕邹荣庚主编：当代上海党史文库《历史巨变：1949—195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苑》（第17辑），第62—64页。
〔17〕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1页。
〔18〕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195页。
〔19〕中国共产党丹阳市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丹阳革命史料》（第8辑），第48—50页。(https://www.daowen.com)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4页。
〔21〕范征夫：《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8期。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
〔2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2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
〔2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6页。
〔26〕《上海概况》，书报简讯社1949年版。
〔27〕（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28〕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1页。
〔29〕中国共产党丹阳市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丹阳革命史料》（第8辑），第9—10页。
〔30〕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195页。
〔31〕庞松：《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2〕陶人观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2001年版，第149—152页。
〔3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4页。
〔34〕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1989—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35〕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60页。
〔3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4页。
〔38〕《祝上海解放》，《人民日报》1949年5月30日。
〔39〕《上海解放的意义》，《世界知识》1949年第1期。
〔40〕余化民等：《裂变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41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88页。
〔42〕熊阿俊、郭为桂：《组织嵌入：1949—1953年成都的政权建构与社会整合》，《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