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战线——架起救治的生命线
新四军组建时，叶挺军长即提出：“要抗战，就要使官兵身强力壮，就要有人力物力的保证。”新四军在汉口宣告成立时，军部就设立了直属军政首长的军医处（后统称为卫生部），由此开创了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抗战中，新四军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与部队发展相适应的各级卫生机构，一支万余名的医务人员队伍，组建了近百所战地医院、休养所、卫生队，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抢救了8.5万多名伤员。
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开创者、第一任军医处处长沈其震院士，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通晓日、英、德三国语言，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在上海的沈其震与一些进步青年奔赴汉口参加抗日。新四军成立时，根据周恩来、叶挺的指示，沈其震被任命为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倾其所能投身新四军卫生战线，无愧于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奠基者。不仅如此，沈其震还动员并带领了一些上海的医护人员奔赴新四军，如上海医学院的商鉴、张学彬、彭治生三位医生，由沈其震带领踏上抗日根据地时，受到领导热情的迎接。
在新四军的历史中，从上海等地来了数批医务人员，其中有专家、教授、医师、药师、技师、护士等，他们来到抗日根据地，投身新四军卫生战线。历史的长河虽已流过了七八十年，至今他们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郑迈光、戎和卿、章央芬等医师，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的李蓝炎医师，中法大学教授恽子强，医学博士江上峰、沈霁春等。
吴之理，1937年参加新四军。首任新四军军医处材料科科长，后任第三支队军医处长、三师卫生部长等。章央芬和李蓝炎，分别担任了三师卫生部医务主任和七师卫生部医务主任、部长。
李蓝丁，就读于上海高级助产学校，1941年到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历任业务员、医疗队长。其工作出色，多次立功，并被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荣获“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48年11月她出席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
左英，1934年考入英国教会办的上海仁济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与进步青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刚满18岁的左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赴皖南泾县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她担任盐城军部卫生部直属华中卫生学校的教务处处长。华中卫生学校开学之时，正值日寇盐城大扫荡前夕，陈毅军长坚持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此事鼓舞着她全身心地投入新四军卫生战线。
陈海峰，小学毕业后在上海荣华印书馆当排字工人，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从事卫生行政、战伤救治、地方卫生行政管理等。他一生刻苦钻研，学有所长，在医学教育、医学科技管理、卫生保健史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作出成就，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了600多万字的著作。
新四军军医处成立后，次年夏，在皖南小河口军部后方医院筹建了第一个化验室，曾在上海宏恩医院从事化验工作的尹大本来到化验室，继续了原李启宇化验室主任的工作，在抗战艰苦时期，采取短训班、以师带徒方式，培训了大批新四军医学化验工作的骨干，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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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小河口医院是在沈其震处长的亲自运作下成立的。1939年3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参观了该院，当她走进简陋的病房，亲眼看到标有床号排列整齐的病床，护士为重伤员喂饭，伤员们热情的目光时，她感到惊奇。当她了解到医院的医疗护理制度、医护人员技术情况、药品等情况后，更是赞叹不已，她表示，她到过许多国家，参观过许多陆军医院，从未看到过如此正规的医院，不论白天黑夜，都有医护人员值班，无微不至地治疗和照顾病人……这是世界上少见的伤兵医院。史沫特莱在军部的这段时间，沈其震、吴之理、章央芬等人与她用英语交流，了解了大量抗日信息。她每天用随身所带的英文打字机打出文稿，向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抗战实情。
中共常熟地下党在1939年初派人去上海，动员在同仁医院工作的张贤和大德助产学校工作的庞露，两人来到常熟，加入了新四军卫生行列。后从上海又来了十多名医护人员，他们被充实到新四军六团卫生队，在这些医护人员的基础上组建了江抗医院。医院坚持在常熟阳澄湖畔收治伤病员。敌情严重时，他们用小船把伤员分散隐蔽在芦苇荡深处。后江抗医院归入十八旅卫生部，始终奔忙在抗日的炮火中救治伤员。
1942年从上海等地来的一批医护人员充实到军部休养所，加强了军部休养所的技术力量，促进了各项医疗、护理制度的严格执行。该所由于技术操作比较正规，服务规范，成为医训班、医务干部轮训的教学场所。
在抗战艰难时期，不仅上海的爱国知识分子相继参加新四军，还有在上海的外国友人也来到新四军根据地，投身中国抗日，如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奥地利人罗生特。
奥地利人罗生特是一名医生，1938年来到上海开了一个诊所，因医术高明，引来众多患者登门诊治。这期间，他见到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同情中国人民。经国际新闻记者、德国共产党员希扑介绍，他在上海见到了新四军卫生部沈其震部长，便提出想到新四军工作。1941年春，在上海地下组织安排下，罗生特装扮成德国传教士，与沈其震部长一同通过日寇封锁线，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根据地，当即受到陈毅、刘少奇的热情欢迎和接待。罗生特先后在军部医院、二、三、四师卫生部门工作，以其精湛的医疗技术，不辞辛劳为抗日军民服务，受到赞赏。1943年春，罗生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寇为了消灭中国的抗日力量，加紧了对药材的控制和封锁，妄图将抗日根据地军民扼杀毁灭。为了筹措药品器材，新四军采取自己动手生产、争取多方援助、多渠道采购的方法，到敌占区上海，或国统区的一些大中城市购买药材。在开创茅山根据地时，陈毅亲自同民族资本家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交谈，做其工作。不久纪振纲便从上海弄到一批药材运抵茅山，支援新四军抗日。上海药商陆悦庭，多次帮助新四军购买药品、手术器械、显微镜等急需医疗物资，还将两个儿子带来参加了新四军。
根据地军民采取自制办法。1941年春，陈毅、刘少奇指示军卫生部自己开办制药厂。沈其震部长亲自到上海会见中法大学药科教授恽子强（恽代英胞弟）和助教阮学珂，动员他们到根据地办药厂。深明大义的恽教授，不久便带其妹妹、孩子和侄子恽希仲（恽代英之子）、阮学珂、孙芳琪等人，一同到达苏北根据地，将所带的仪器、设备和书籍，全部捐赠给了新四军。新四军军部药厂在他们的支持下成立了，定名为华中制药厂，阮学珂任副厂长，药厂制出了一批酊剂、油膏等发给部队。接着，新四军各师或旅纷纷建立了制药场所，药品紧缺状况得以缓解。
新四军顽强抗战和日寇的封锁，引起社会各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展开了对新四军的援助工作，同年12月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组织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携带“保盟”筹集的医药、手术器械等物质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并向军部医院每月提供1500元开支费。1939年2月又组织了第二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到达新四军军部，带来筹集的6000码蚊帐布，20万片奎宁，12万支疫苗，2000个消毒包和最新消炎药白浪多息尔。同年年底，又先后运抵单人蚊帐和两万条毛毯及药品等。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易名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支援新四军，先后运抵50箱西药和苏北国际和平医院的全套医疗设备1217箱。不仅如此，宋庆龄还捐来X线机、卫生宣传工具、自然科学示范模具、药品器材等，在她的带动下，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也捐助了部分药材，上海知名人士和爱国资产阶级捐助了一笔医药费，在上海工作的一些外国友人及宋庆龄秘书等，也募捐了一批医药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