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何秋澄
何黎明
2019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70年来上海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从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世界性的经济、金融、科创、贸易和航运中心，名副其实的国际化特大城市。上海的巨大变化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分不开，也与曾经参与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的广大革命先烈、解放军指战员、地下党组织以及各界爱国人士等分不开。
我的父亲何秋澄是新四军老战士，曾参与接管上海、建设上海的开创性工作。
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在上海长大，读过高小和补习夜校，因家庭贫困辍学，后曾在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并几度失业。
他看到八百壮士孤守四行仓库的英勇壮举以及上海各界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同时受到上海地下党宣传抗日救国的激励，热血沸腾，精神振奋，1938年毅然随地下党同志从上海奔赴皖南山区参加新四军，开始了他人生新的一页。
他从参加新四军以后就一直在新四军的医疗卫生部门工作，其中长期在七师的卫生部门工作，曾先后担任过新四军七师团卫生队队长、七师卫生部科长、七师野战医院副院长、华东野战军七纵（前身是新四军七师）卫生部副部长。
上海解放时他任上海市军管会卫生处、上海市卫生局副秘书主任，代表上海市军管会卫生处接管有近百年历史的市立公济医院（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并任军代表、第二院长。以后陆续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等职，是长期担任上海市医疗卫生系统领导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一位是长期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王聿先同志）。
在担任上海市医疗卫生系统主要负责人期间，他在贯彻党的卫生工作各项方针政策、防病防疫除害灭病、建立健全三级医疗体系（即一级地段医院、二级区县医院、三级市级医院）、新建改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各项卫生事业以及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在沪医疗保健工作等各个方面，忘我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的这种革命精神也赢得了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广大干部和卫生技术人员的一致好评。
他工作起来事必躬亲，认真仔细，严格要求，在听取下级汇报工作时，总是询问得非常详细，每件事都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允许含糊不清，否则就退回去下次重新汇报，这让汇报工作的同志必须事先作好充分的准备，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他十分注意听取党外专家的建议。1957年初市卫生系统召开春节茶话会，著名留美心胸外科专家顾恺时把积压多年的心愿提了出来，希望创建一所心胸外科医院，以填补我国在心胸外科领域的空白。这一设想立即得到时任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的父亲大力赞同和支持，当即要求顾恺时拟写一份计划报告，而且要“越快越好”。顾恺时受到鼓舞，利用春节休息时间抓紧写出了计划报告，同时主动将其父开办的私立南洋医院无偿捐献给国家。市卫生局立即上报市委、市人委（即市政府），很快得到批准。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将位于北京西路上的原宏仁医院改建成上海市胸科医院，并于当年11月开诊，做到了当年提议、当年筹建、当年完工、当年开诊。顾恺时教授也担任了胸科医院的副院长。现在胸科医院已成为国内外心胸外科方面的著名医院。
1962年8月霍乱从国外传入，上海发病人数有上千人，他和其他领导全力以赴，成立2号病防疫大队，深入郊县农村，挨家挨户地检查救治，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1965年流行性脑膜炎在上海大爆发，发病人数达一万五千多。市卫生局组织各级医疗机构想方设法积极治疗和抢救，在炎热的夏天制取冰块给病人降低高烧。面对来势汹汹的重大疫情，平时表情极为严肃的父亲有一次竟然在办公室当着下属同志的面哭起来，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这恐怕是他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自己的工作有强烈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他响应“六二六”指示精神，组织大量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为农村农民服务，还为农村培训当地医生，并在农村留下了100个医生。
他还不辞辛苦地带队深入安徽皖南山区小三线调查了解，筹建小三线的长江医院、瑞金分院等一批医院。
1976年7月唐山发生特大地震，他已近60岁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他不顾年老体衰，带病带领上海医疗队一起赴唐山救治伤员。在近40度的高温下，他与工作人员一起吃住在帐篷里，坚持工作。(https://www.daowen.com)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他身兼市卫生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大力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整顿和恢复正常的医疗卫生秩序，落实各项政策等，重担压身，工作极为繁忙。他带病坚持工作一直到身体不支，在重病中仍然时刻关心着卫生事业的发展。
他在患病的后期已经知道自己病情严重，无法救治，但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流露出来。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所有的工作都一一向上级和组织上交代得非常清楚，唯独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句话。
父亲的经历和工作情况，他从来不在家里讲，也不和我们交流，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以上点滴事例都是多年以后听一些老同志偶然讲起的。
他为人沉默寡言，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一般人看起来很难跟他亲近，以为他的架子很大，实际上这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也就是事业）上，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而对自己、家庭和子女却无暇顾及。
在我的印象中，他经常是每天下班很晚，很少有机会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有时晚上就根本见不到面，就连当时每周仅有一天休息的星期天也难得在家。
他对我们子女在生活上是不太管的，但要求我们在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在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我在学校里一向比较朴素，和其他同学打成一片。中学时还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这也养成了我长期以来生活低调朴实的习惯。
1964年6月我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填写高考志愿时，父母一点都没有过问，结果我自己把所有20个志愿统统填写为外地院校，一点也没有跟他们商量，他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事实上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要把子女留在上海的想法。
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几乎到了刻板的程度，似乎缺乏人情味。作为上海市医疗卫生系统任职时间最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般人以为亲友找人看病是非常方便的，但事实上他在这方面几乎是六亲不认，所以一些亲友看病从来不去找他，就连他的一些老熟人、老战友到上海来看病时，他都不会提供方便，生怕影响不好。
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主副食品供应很紧张。市卫生局下属有一研究所因工作需要养了一些鸡，他们看父亲工作操劳，就送来一些鸡蛋、黄豆，说是给他补身体，但他立即谢绝并叫他们发给职工吃。
1978年年底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致的悼词中，对父亲的工作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党的领导下，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为上海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保护上海人民的健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为新四军老战士、时任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局局长的张格海同志为悼念父亲，书写了一副大型挽联“志高行坚，为人民积劳成疾；业勤功著，干革命奋斗终身”，悬挂在追悼大厅的墙上，分外醒目。
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新四军老战士何秋澄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