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爱国工商业者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集中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调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当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陈毅又认真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对其私有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实行教育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共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陈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对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全面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他们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上海不久，陈毅就在中国银行4楼大厅举行“产业界人士座谈会”，邀请荣毅仁、胡厥文等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参加。陈毅说：“工商界的朋友们”，“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15〕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充满担忧的工商界代表们，听了这番诚恳、坦率的讲话后，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兴高采烈。有人说，想不到这位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陈毅将军是这样质朴豪爽、豁达大度而又谈笑风生、亲切动人。有人说，陈老总的讲话可以说是一次“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谈心。〔16〕会后，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的荣毅仁先生兴冲冲回到公司，对正在迫切等候消息的各单位的经理、厂长们宣布：“即日作好准备，迅速复工！”42年以后，荣毅仁在回忆陈毅市长时说：“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他这样描述陈毅市长：“他是一位普通士兵式的司令员，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17〕
这次座谈会后不久，荣毅仁就邀请陈毅等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家宴。接到邀请时，陈毅正在市委开会，大家就议论起来。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线，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陈毅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却怕几个资本家！？真是怪事！难道同他们吃饭就会丧失立场？难道你们就不能利用吃饭的时间向他们做工作？我带头，你们还不敢去吗？”〔18〕陈毅短短的几句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消除了许多同志做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顾虑。许多资本家说，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市长开始的。
陈毅十分重视动员民族资产阶级投入解放初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当时私营纺织业因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发生困难，陈毅亲自走访刘靖基等，并指示银行低息贷款，通过总工会说服工人服从大局，妥善处理劳资纠纷。他还千方百计帮助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300多万斤棉花和1万纱锭的纺机全部运到上海。
经过陈毅的工作，解放前夕跑到香港等地的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先后回到上海，而且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有的资本家将抽调出的资金又调回大陆，发展生产。1950年“二六”轰炸时，刘鸿生接到特务寄给他的一封信，里面附有一粒子弹。信中说：“刘鸿生，这就是你的下场！”刘鸿生当即写信给陈毅市长，并附上特务的威胁函件。他在信中写道：“陈市长，我过去跟国民党走了几十年，他们干尽了坏事；共产党、人民政府是太阳，我决心跟你们走！”〔19〕这是上海爱国产业家的共同心声。此后，陈毅还通过访谈、家访、会议等多种形式做企业家的工作，给他们吃“定心丸”，调动其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在陈毅的领导下，上海的工商业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迅速开工开业，逐步改造，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全面的，既注意调动他们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又对他们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的消极方面展开批评与斗争，在斗争中掌握党的政策。
1952年2月，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并根据党中央“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针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者的特点，避免了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差，特别是对打击面有扩大化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纠正。陈毅明确指出：“对资本家的‘五毒’罪行必须彻底查清，必须学会利用矛盾，实行分化的方针。马马虎虎让他们过关，那是不行的。但是，绝不许在这一战役中逼死一个人。”〔20〕他认为：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全国“五反”斗争成功的关键。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未改变，“五反”斗争只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那些最坏的危害国计民生的部分，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使国家经济健康繁荣地发展。这是“五反”运动的根本目的。〔21〕
陈毅对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在建设上海、发展上海经济方面的作用，有着透彻而充分的判断。在“五反”中，他亲自掌握上海具有代表性的303名资本家的情况，一方面启发和教育他们积极生产，遵循新上海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帮助他们自觉地参加“五反”运动。他提出对资本家“背靠背”揭发批评；提倡用“听隔壁戏”的方式沟通劳资双方的意见；他提倡资方自觉地交代；他提倡“宽”“严”政策的结合。当运动进入处理阶段时，有些干部认为“资本家‘退赔’数字越大的，就越严重”，处理应从重。陈毅批评了这种意见。他说：“资本大，加工订货的数量大，从而，五毒退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把大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划分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恶劣。单纯看退赔数字去划分五类户，不利于党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也不利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22〕陈毅的这些话，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执行水平，使上海的“五反”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团结了大多数资本家，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1月初，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开幕。私营工商业此时已全面实现公私合营，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统一战线是中心议题之一。在一次统一党内思想的准备会上，陈毅在会上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要好朋友之一，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呢。”同时，他又一次狠狠批“左”。他说：“有些年轻同志会奇怪，你陈毅这个老党员竟然站出来为资本家竞选，立场是否右了，我说，同志哥，不！你‘左’了！你还不懂得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接着他批判了关门主义的危害性：“就拿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说吧。那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但追根问底：为什么江西老根据地守不住，被迫突围西行呢？关门主义正是祸根之一，缺乏朋友的掩护支持……就孤立无援了！我们如今采取赎买政策而不用剥夺手段来改造私营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敲锣打鼓拥护公私合营了。不能凭公方代表说了算，一定要尊重私方人员，发挥他们的专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