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新四军找到党

上海沦陷以后，父亲只身去根据地寻找新四军，终于在1939年3月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副部长骆耕漠认为父亲留在江南厂更合适，他对父亲说“新四军会来找你的”。

后来，新四军军部把父亲的情况转告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工委早就想在江南厂建立党组织，新四军军部传来的重要信息，无疑成了上海地下党打入这个关键工厂的契机。1940年初，上海工委张祺找到我父亲，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委派父亲去江南厂建立党组织。^〔4〕

1940年春，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在江南厂电焊工场开展秘密活动，建立电焊工人“兄弟会”，并在此基础上，把在抗击日寇沉船封江、制造水雷、地雷，攻击“出云”号中表现突出的电焊工王相如、金旺生、刘金栋、黄德光、石土生五人发展入党，建立了电焊工场党小组。他们革命活动都在下班后安排在工厂外的秘密房屋进行。父亲坚守信仰，在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时，为了民族复兴，怀着宁可牺牲的坚定意志，终于开辟了江南厂中共地下党组织。^〔5〕

父母亲是在严酷的地下斗争中建立友谊与爱情的。母亲在章华厂曾领导过三次工人罢工：1938年为改善全厂工人福利和劳动条件，1940年为反抗资本家工头对工人的凌辱和体罚，1941年为增加工人工资。三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不少工人同志因暴露而面临危险。母亲就与父亲联系汇报，后来父亲通过瓜州的秘密交通线，转移了章华厂部分同志。如工人代表周美英（原中铁二局西安总经理），因暴露而转移；锅炉工小张遇危险而输送。由母亲派遣去华伦毛纺厂任书记的王杏章（原青岛国棉八厂党委书记），还兼任杂厂委员会领导，面临被抓捕，父亲也通过这条生命线，将他转移去淮南二师师部。(https://www.daowen.com)

在多次工作联系中，父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忧国忧民奉献革命的情怀、热爱战友英勇无畏的行动、置生死于度外的坚强意志和不畏强暴坚忍不拔的性格，都深深打动了母亲，他们后来结婚了。母亲曾告诉我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我穿黑旗袍、白皮鞋，手拿《大公报》，在胶州路、余姚路接上你父亲的关系。”从此父母亲在国破山河沦丧的险恶环境中，一起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并肩战斗。

皖南事变后，在最艰苦的环境里，我党重建新四军军部，接连粉碎敌人的“清乡”“围剿”和“扫荡”，华中新四军及其根据地走上发展的道路，母亲及时向工人群众传播这些喜讯。当时邮电局地下党将宣传材料送交我母亲或父亲潘启生，由母亲再分发给电话公司梅萍及上海其他各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另外的宣传材料则在毛纺系统散发、张贴。

有一天晚上，邮电局地下党同志将一麻袋宣传资料刚交送我家。半夜里，突然一群军警在楼下拼命砸门要冲进来搜查。父亲临变而不惊，顺手把麻袋塞到大床底下，并对母亲说：“要是我被捕了，你要设法将材料安全送出去。”父亲后来知道军警是冲着亭子间的房客而来，怀疑他卖“白粉”。这场危险的虚惊后，父母亲就把亭子间收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