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于乡村景观保护的研究

在日本，“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植物学家三好学的著作《植物生态美观》（1902年）中，与德语vegetation和ansicht相对应，具有植物群落和视景的双重含义。^[12]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地理学界开始大量译介欧美等国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德国地理学的landschaft概念被介绍到日本。辻村太郎^[13]将其翻译为“景观”，并在《景观地理学讲话》（1937年）中将其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认知范畴之内，强调其静态、可视以及地貌形态等方面的特征，而否定原文所包含的地域、地方等含义。^[14]尽管也有学者按德文原意将其翻译成“景域”或“景相”，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广泛普及。当“景观”作为日制汉语词汇被逆向输入中国时，其在“风景”含义上的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15]

随着日本进入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农村人口减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学界开始对以开发主义为中心的国土空间规划方式进行反思，并积极探寻新的理论方法来引导其转型。武内和彦基于德国地理学家特罗尔（Carl Troll）的“景域生态学”理论，强调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应遵循整体性原则，将景观视为人地关系作用下的地域综合体。^[16]1982年日本农村规划学会成立，为园林、土木、地理、环境科学以及社会、经济、法律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平台。该学会倡导建立一种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农村土地规划方法，以超越都市-农村、开发-保护、生活环境-生产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17]其会刊《农村规划学会志》与日本造园学会会刊《造园杂志》［1994年改为《景观研究（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以及日本景观生态学会会刊《景观生态学》一起成为日本乡村景观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1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景观保护逐渐成为日本地方振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背后既有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也与学界的影响密不可分。首先，受国家财政紧缩影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促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挖掘利用乡村景观等特色资源，以期通过发展旅游业等实现经济自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以满足人们对于舒适性和宜居性的要求。^[19]其次，丘陵山谷地带（即“中山间地域”）等生产条件不利地区的农林业衰退问题日渐突出，面对贸易自由化压力，日本政府亟须调整农业保护政策以助推中山间地域振兴，因而强力主张农村具有维持景观等公益功能。^[20]再次，从事乡村景观研究的学者通过参加各类政府咨询委员会，将其研究成果应用到决策过程中，促进了相关政策理念的转变。比如，地理学家宫口侗廸曾作为国土审议会专家委员参与制定了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98年），提出了“多自然居住地域”构想。^[21]宫口还担任农林水产省“关于农山渔村的美研讨会”（2003年）组长，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建言献策。^[22]“地域生态学”^[23]的倡导者武内和彦曾先后担任国土审议会人与自然小委员会、可持续国土创造小委员会会长以及中央环境审议会会长，在推动“里山”议题及其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上述政策趋势相对应，日本乡村景观研究的对象逐渐从水田和次生林等主要景观构成要素扩大到农村空间这一文化环境复合系统。^[24]其中有关“里山”保护管理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如何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容涉及环境教育、公众参与和政策支持等。^[25]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林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维持乡村景观的重要基础。为加强对乡村景观的动态保护，需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塑造生产与生活、自然与文化相协调的农村空间。此外，由于日本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以及弃耕抛荒现象日益严重，以地缘共同体为主的传统资源管理模式难以为继；而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渴望亲近自然、返乡归农的意愿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关于如何建立多元共治的地域资源管理新模式（即“新型共同体”，new commons）成为一大研究热点，^[26]以城乡交流协作为基础的新内生发展理论也应运而生。^[27]这些与日本乡村振兴转型有关的政策动向和理论研究成果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与思考，总结其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