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内容与写作框架
如前所述，日本乡村景观保护并不局限于保护自然田园风光，而是要回归“景观”本义，关注人地关系作用下的地域综合体，以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政策措施促进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从而实现乡村振兴。那么，日本乡村景观保护的政策体系是如何形成的，体现了哪些理念变化？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乡村景观保护在促进日本乡村振兴转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日本在乡村资源整合增值以及多元共治方面进行了哪些政策探索与实践？本书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以期对我国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书除导论和余论之外，中间五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对日本乡村景观的概念、演变动因及保护政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综合分析，试图厘清日本乡村景观保护问题的由来、以及相关政策和理念的转变。乡村景观保护在日本成为一个政策议题与“里山”问题的出现密不可分，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里山”的过度利用（如新城开发）造成了森林农田大面积消退。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农林业生产功能衰退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里山”的低度利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成为日本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挑战，这在丘陵山谷地带的农村（即“中山间地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乡村景观保护涉及国土规划、环境保护和农业农村发展等领域，过去三十年来日本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政策作出了一系列调整，突出了异质化协同发展、自然共生和内源式发展等理念，为乡村景观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章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日本乡村振兴转型的内在逻辑，以更好地理解日本乡村景观保护政策的内涵与意义。日本内生发展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转型时期，它体现了学界对于以工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外生式乡村发展模式的反思。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该理论所主张的地方财政自立、差异化发展和城乡交流逐渐被吸纳进日本乡村振兴有关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本乡村振兴更加注重人才培养和支持体系建设，城乡交流开始进入更深层次的“协作”阶段，由此产生了新内生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在保持乡村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分阶段、多样化形式引导外部人才（如“地域振兴协力队”“关系人口”）参与乡村振兴，实行多元共治的乡村社区营造。同时，在价值创造型活动与生活支援型活动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以实现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第三章以“地域循环共生圈”为例，阐述乡村景观保护在促进日本乡村振兴转型中的作用及其实现路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乡“过密-过疏”问题日益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乡村振兴经历了由外生式发展向内源式发展的转型，其主要表现为更加注重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强调城乡互补协作，以及乡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多元化增值。“地域循环共生圈”通过区域化联合、官产学合作、绿色投融资创新和六次产业化等方式促进乡村资源整合增值，致力于提升环境、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其在实践中倡导建立多元合作机制，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以低碳、循环和生态理念引导乡村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完善产销对接和利益联结机制，力求将乡村资源整合增值所产生的收益更多留在当地，以实现生产、生活、生态良性循环。
第四章聚焦日本梯田地区振兴的政策实践，进一步论述日本乡村景观保护政策的综合化趋势，以及新内生发展理论在地域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由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4为山地丘陵，梯田是“中山间地域”最常见的乡村景观，也被称作“日本的原风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梯田地区振兴理念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合理性为基础的“梯田再开发论”（1970—1986年）、以农业多功能性为基础的梯田景观保护（1987—2003年）、以城乡协作为基础的梯田地区振兴（2004年至今）。2019年出台的《梯田地区振兴法》旨在整合农业、环境、国土、教育和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的政策和资金，通过梯田的保护利用促进乡村振兴。除跨部门协作之外，城乡之间多元主体协作也是推动日本梯田地区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主要包括梯田认租制度、六次产业化以及移居创业等方式。由于日本梯田地区大多面临老龄化和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等困境，引进外部人才对于维持村落功能、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内外部成员之间相互融合也为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创造了条件。
第五章围绕日本乡村旅游发展的范式转变，阐述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及实践创新。乡村旅游依存于乡村景观，同时也是导致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日本乡村景观出现了商品化、同质化现象，外生式发展的弊端逐渐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乡村旅游开始向重视地方个性和自主性的“新旅游”方向发展。日本政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社区营造”概念，兼顾“宜居”和“宜游”的需求，强调活用本地资源，鼓励以多元主体合作、区域性联动的方式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在政策支持下，近年来在日本出现了一批“旅游社区营造”平台组织，其以社区商业孵化、古民居改造和发展体验式旅游等为切入点，为当地村民和小微企业赋能，不断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疫情期间，以“旅游社区营造”为基础的综合经营模式表现出了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为日本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余论将在以上各章基础上，提炼本书的主要观点，总结日本乡村振兴转型的政策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最后，为了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日本乡村振兴的政策演变、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立法提供参考，本书在附录1中梳理了日本历次国土规划、《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和《粮食·农业·农村基本计划》的政策目标和相关措施；附录2—5对《关于促进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法》、《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农山渔村活性化法》和《梯田地区振兴法》等较具代表性的法律进行了编译和背景介绍；附录6—7对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制度的《推进纲要》及其队员定居状况调查结果进行了编译整理。
【注释】
[1]凯恩斯集团成立于1986年8月，是由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等14个农产品出口国建立的利益集团。其旨在推行农业贸易自由化，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要求消除贸易壁垒、削减农业补贴。凯恩斯集团现有19个成员国，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量的1/4。
[2]鲍梓婷，周剑云：《英国自然环境保护方法的转变——从孤立的“场地”保护到全面综合的景观管理》，《中国园林》2016年第2期，第90页。
[3]陈忠暖，王立新：《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政府的农业与农村对策》，《世界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胡霞：《日本边远后进地区开发模式的反省和发展新方向》，《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1期；王德祥：《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农业和农村政策》，《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2期；焦必方，孙彬彬：《日本现代农村建设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4]曹斌：《乡村振兴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8期；李思经，牛坤玉，钟珏：《日本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演变与借鉴》，《世界农业》2018年第11期；郭笑然，周李，虞虎，吴殿廷，徐琳琳：《日本乡村振兴政策演变及其效果分析》，《世界地理研究》2020年第5期。
[5]胡凌啸，周应恒：《提升小农竞争力：日本农业新政策的指向及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2期；马红坤，毛世平：《日本和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的转型路径比较与启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何银春，谢婷婷：《日本6次产业化理论在马路村乡村振兴中的实践》，《现代日本经济》2020年第5期。
[6]贾磊，盛田清秀，赵心童，覃梦妮：《日本培育新农民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打造乡村产业振兴人才队伍的启示》，《上海农业学报》2019年第3期；刘云刚，陈林，宋弘扬：《基于人才支援的乡村振兴战略——日本的经验与借鉴》，《国际城市规划》2020年第3期。
[7]任亚鹏，崔仕锦，王江萍：《日本浅山区振兴策略调查研究——以越后妻有艺术节为例》，《风景园林》2018年第12期；李国庆：《日本的地方环境振兴：地方循环共生圈的理念与实践》，《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
[8]张玉钧，张英云：《市民参与型的乡村景观保护：以日本海上森林国营里山公园建设为例》，《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2年第7期；刘小蓓：《日本乡村景观保护公众参与的经验与启示》，《世界农业》2016年第4期；杨希：《日本乡村振兴中价值观层面的突破：以能登里山里海地区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5期。
[9]廖慧怡：《基于〈里山倡议〉的乡村旅游发展途径初探：以台湾桃园地区对乡村旅游转型的需求为例》，《旅游学刊》2014年第6期；姚忠，辛在军，吴永明，游海林：《日本里山环境管理模式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7年第9期；尚琴琴，杨金娜，赵人镜，张玉钧：《里山理念视角下的浅山乡村旅游发展途径：以史长裕村为例》，《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0]范建红，魏成，李松志：《乡村景观的概念内涵与发展研究》，《热带地理》2009年第3期，第287—288页。
[11]周心琴：《西方国家乡村景观研究新进展》，《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年第3期，第88页。
[12]小野良平：《三好学による用語「景観」の意味および導入意図》，《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2008年第5期，第435—436页。
[13]辻村太郎（1890—1983年）曾师从“日本近代地理学之父”山崎直方，1925年与山崎一起创建了日本地理学会，在地形学方面颇有建树，后升任东京大学教授和日本地理学会会长。
[14]岡田俊裕：《辻村太郎の「景観」学説》，《地理科学》1987年第2期，第3页。
[15]林广思：《景观词义的演变与辨析（2）》，《中国园林》2006年第7期，第21—22页。
[16]武内和彦：《景域生態学的土地評価の方法》，《応用植物社会学研究》1975年第5期；武内和彦：《自然立地的土地利用計画方法論的研究》，《造園雑誌》1981年第3期。
[17]横張真，井手任：《造園·緑地学分野における農村土地利用·緑地計画の系譜》，《造園雑誌》1989年第3期，第189页。
[18]日本造园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日本风景园林学领域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日本景观生态学会成立于1992年，是继1990年在横滨召开国际景观生态学会议（INTECOL）后成立的。武内和彦曾先后担任日本造园学会和农村规划学会会长。
[19]岡橋秀典：《ルーラル·デザインの展開と農村景観論》，《地理科学》1993年第4期，第255—256页。
[20]岡橋秀典：《今なぜ景観か——問題提起として》，《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第7页。
[21]宮口侗廸：《地域を活かす：過疎から多自然居住へ》，東京：大明堂，1998年。“多自然居住地域”是针对人口减少、经济低迷的中小城市和农山渔村提出的地方发展策略。在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转变的背景下，这些地区有望通过城乡优势互补成为宜居宜业的生活圈域。
[22]齊藤政満：《農村景観形成に向けた施策の展開》，《農業土木学会誌》2004年第1期，第19页。
[23]武内和彦：《地域の生態学》，東京：朝倉書店，1991年。
[24]深町加津枝：《農村空間における生物相および景観の保全に関する最近10年間の研究動向》，《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0页。
[25]深町加津枝：《里山研究の系譜——人と自然の接点を扱う計画論を模索する中で》，《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1998年第4期，第278页。
[26]野田公夫，守山弘，高橋佳孝，九鬼康彰：《里山·遊休農地を生かす：新し共同=コモンズ形成の場》，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11年；牛尾洋也，鈴木龍也（編）：《里山のガバナンス：里山学の開く地平》，京都：晃洋書房，2012年。
[27]小田切徳美，橋口卓也（編）：《内発的農村発展論：理論と実践》，東京：農林統計出版，2018年。
[28]［英］麦琪·罗著，韩锋，徐青编译：《〈欧洲风景公约〉：关于“文化景观”的一场思想革命》，《中国园林》2007年第11期，第13页。
[29]Melissa Thaxton et al.，Landscape Partnership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chieving the SDGs through integrated landscape management，Washington，D.C.：EcoAgriculture Partn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scapes for People，Food and Nature Initiative，2015.
[30]首届“全球景观论坛”于2013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华沙会议（COP19）期间召开，是由“森林日”和“农业与乡村发展日”两个主题边会合并而成，旨在打破部门壁垒，推动景观层面的多目标综合管理。
[31]Olivia E.Freeman，Lalisa A.Duguma and Peter A.Minang，“Operationalizing the integrated landscape approach in practice，”Ecology and Society 20，No.1（2015）：24.http：//dx.doi.org/10.5751/es-07175-200124.
[32]Sara J.Scherr，Seth Shames and Rachel Friedman，Defining Integrated Landscape Management for Policy Makers，EcoAgriculture Policy Focus No.10，2013：3—5.
[33]Hongyan Gu and Suneetha M.Subramanian，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Relevance to the Green Economy Agenda，UNU-IAS Policy Report，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