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我对日本乡村景观保护问题的兴趣由来已久,本书旨在对此做一个阶段性总结。2007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我有幸在名古屋大学环境学研究科访学一年。接待我的高野雅夫教授长期从事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能源利用和社区规划研究,他奉行现场主义,积极为地方振兴建言献策。高野教授经常组织各种田野调查活动,我借其东风走访了爱知县和岐阜县等地的偏远山村,在林野田间了解日本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其中,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奥矢作地区的调研。时值深秋时节,山野间层林尽染,景色宜人。而以杉树、桧树为主的人工林里却是阴暗郁闭,令人望而却步。由于缺乏养护管理,人工林大多树种结构单一,林分密度过大,其水土保持能力较弱,2000年发生的惠南暴雨泥石流灾害便与此有关。通过与林业工作者交流、参加间伐和木炭烧制等体验活动,我对隐藏在日本高森林覆盖率下的环境危机有了切身体会,并开始思考生态、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

2010年秋,我在悉尼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重返日本开始了在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的工作。彼时正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在名古屋召开前夕,我随即报名参会。在大会期间,我见证了“里山倡议”被采纳的过程及其“全球伙伴网络”(IPSI)的成立。在日语中,“里山”原指村落附近的山林,现泛指由村舍、农田、次生林等要素复合镶嵌而成的乡村景观,在英语中被意译为“社会生态生产景观”(SEPLS)。我在之前的访学中曾通过现场调研以及与学者、市民团体代表和政府官员等交流访谈,对“里山”问题的由来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联合国大学工作期间,我在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以及环境省的资助下,有机会参加各类国际性会议及学术研讨活动,使我能够站在更高平台上思考“里山”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也得益于Suneetha M.Subramanian博士以及上智大学地球环境学研究科磯崎博司教授对我的指导,以及“里山倡议”项目负责人铃木涉先生的支持。

2013年回国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我努力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此期间,我有幸获得201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让我能够重拾对日本乡村景观保护问题的研究。本书即是在该课题报告基础上修改扩展而成,一些阶段性成果已在《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和《现代日本经济》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感谢期刊编辑和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曾赴日本进行实地调研,得到了多方协助与支持,在此深表谢意。联合国大学市川薰博士和永田明研究员为我引见了环境省和农林水产省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使我对日本环境和农业农村政策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要感谢千叶县、静冈县、长野县、爱知县和岐阜县等地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和民间团体代表对我现场考察所给予的帮助。在拜访特定非营利性活动法人“梯田网络”时,我有幸遇到了日本农业地理学家中岛峰广教授。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中岛教授仍对梯田研究怀有一腔热忱,让晚辈受益匪浅。高野教授在百忙之余为我安排了部分行程,让我得以结识更多活跃在日本乡村振兴一线的践行者,包括从城市移居农村的地域振兴协力队员。这些温暖的相遇都成为我日后研究的灵感来源,促使我不断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作为“上海重点智库丛书”系列之一,本书紧扣“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希望日本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我国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在此,我谨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对本书的出版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沈桂龙、周武、吴雪明、梅俊杰、姚勤华、王海良等各位所领导、前辈对我学术研究的支持和帮助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感谢王震、王圣佳、胡冯彬以及各位同事对我工作和生活的关心,让我的前行之路不再孤单。

此外,还要感谢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专业Lily Z.Rahim教授对我的学术启蒙和悉心指导,Graeme Gill教授和Frederick Teiwes教授虽已荣休多年,但仍笔耕不辍、佳作频出,他们的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陆静华教授为我开启日语学习之门,并助我踏上出国留学之路。感谢中央民族大学薛达元教授、联合国大学梁洛辉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角媛梅教授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激励我不断进步。

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家人的付出和陪伴。多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父亲顾明星坚毅自律的品格,母亲董兰娣在年少时虽然没有机会接受更多教育,但她勤劳智慧、乐观豁达的精神令我受益无穷。我的先生包国强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做起家务来也一丝不苟。家人的支持是我坚强的后盾,使我得以安心地完成书稿。

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责任编辑刘欢欣女士的辛苦付出,以及陈如江老师和其他编辑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受时间和能力所限,本人虽已对书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和推敲,但难免还会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顾鸿雁

2021年初夏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