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与启示

第四节 结语与启示

从日本内生发展理论的实践和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日本乡村振兴理念在过去四十余年来经历了从均质化向异质化、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新公共”)、从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向强调人才支援以及从城乡交流向城乡协作等一系列转变。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日本农村老龄化进程加速,新内生发展理论在促进更多外部人才参与乡村振兴、重构乡村共同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虽然中日两国在社会文化、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新内生发展理论在日本乡村振兴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无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在政策实践层面,都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

首先,日本新内生发展理论试图超越传统的内生与外生、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思维,强调内外互动、城乡协作,其关键在于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建立人才交流与合作机制。对中国来说,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同样需要突破人才瓶颈的制约,在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较为突出的农村地区,可参照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制度(见附录6)建立人才定向培养机制,鼓励都市年轻人投身乡村建设。对于那些暂无移居计划但却心系乡村发展的城市居民,可参考“关系人口”概念,让其通过志愿服务、捐资捐物或支农支教等方式与乡村建立并保持一定的联系。

其次,日本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在保持乡村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建立多元共治的农村社区管理新模式,并突出了中间支援型组织在协调匹配城乡需求中的重要性。在我国,随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参与乡村振兴。这些社会组织在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更多外部人才和资源进入乡村拓宽渠道,使其与乡村内在需求精准对接。

最后,日本新内生发展理论主张在价值创造型活动与生活支援型活动之间保持平衡,使乡村能够借助内外部合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正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切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的同时,也应依托乡村特色资源,着力提升乡村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唯此,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人才回流,形成良性循环。可参照日本农村新社区营造的过程设计方法,从乡村实际需求出发,循序渐进地推动多元主体合作,使其向机制化或组织化方向发展。

【注释】

[1]曹斌:《乡村振兴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8期;李思经,牛坤玉,钟珏:《日本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演变与借鉴》,《世界农业》2018年第11期。

[2]“地域主义”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玉野井芳郎提出,他在《地域主义的思想》(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79年)一书中将“地域主义”定义为:在地方生活的居民能够对当地特有的自然、历史和风土人情产生认同感,在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追求政治和行政上的自律性以及文化的独特性。玉野井芳郎于1974年创建了“地域主义研究会”,鹤见和子等学者也参与其中。

[3]鶴見和子:《国際関係と近代化·発展論》,武者小路公秀,蠟山道雄(編):《国際学——理論と展望》,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4]鶴見和子:《内発的発展の理論をめぐって》,《社会·経済システム》1991年第10期,第2—3页。

[5]鶴見和子:《内発的発展論の展開》,東京:筑摩書房,1996年,第26—28页。

[6]马克·纳芬(Marc Nerfin)出生于瑞士,曾在联合国工作,协助莫里斯·斯特朗筹办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由他主笔的瑞典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基金会报告《另一种发展》(What Now:Another Development,1975)首次提出了“内生发展”概念。纳芬于1976年创建了替代发展国际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并组织开展关于提高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在国际发展合作参与度的政策研究,于1986年出版Neither Prince,Nor Merchant:Citiz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System,IFDA Dossier,56:3—28.

[7]松本貴文:《内発的発展論の再検討:鶴見和子と宮本憲一の議論の比較から》,《下関市立大学論集》2017年第2期,第7页。

[8]宮本憲一:《地域開発はこれでよいか》,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

[9]宮本憲一:《環境経済学》,東京:岩波書店,1989年,第296—303页。

[10]宮本憲一,遠藤広一(編):《地域経営と内発的発展—農村と都市の共生を求めて》,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98年。

[11]保母武彦:《内発的発展論と日本の農山村》,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155—162页。

[12]宮口侗廸:《地域を活かす:過疎から多自然居住へ》,東京:大明堂,1998年。

[13]胡霞:《日本过疏地区开发方式及政策的演变》,《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第91—93页。

[14]岡田知弘:《「平成の大合併」は地域に何をもたらしたか》,《季刊家計経済研究》2010年第85卷,第51页。

[15]退休归农的群体主要是指日本战后初期(1947—1949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从2007年开始陆续迎来退休高峰。他们大多出身于农村,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移居城市工作,退休后有较强的返乡归农意愿。

[16]安藤光義,Philip Lowe(編):《英国農村における新たな知の地平:Centre for Rural Economyの軌跡》,東京:農林統計出版,2012年。受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资助,以小田切德美(明治大学农学部教授)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于2012—2016年间开展了“关于农村内生发展战略的日英比较”研究,并出版了:小田切徳美,橋口卓也(編):《内発的農村発展論:理論と実践》,東京:農林統計出版,2018年。

[17]LEADER是法语“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Rurale”的简称,是欧盟基金会于1991年启动的支持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计划,经过三期运行之后于2007年被正式纳入欧盟农村发展政策。LEADER鼓励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通过成立地方行动小组(Local Action Groups)来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制定和实施乡村发展战略,以创新方式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18]Christopher Ray,Culture Economies: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Newcastle:Centre for Rural Economy,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2001),3.

[19]Philip Lowe,Jonathan Murdoch and Neil Ward,“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beyond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in Beyond Modernization: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ed.Jan Douwe Van der Ploeg and Gert van Dijk(Assen:Van Gorcum,1995),87—105.

[20]Menelaos Gkartzios and Philip Lowe,“Revisiting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ral Planning,ed.Mark Scott,Nick Gallent,Menelaos Gkartzio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9),159—169.

[21]中塚雅也:《英国の農村コミュニティと地域再生:コミュニティ·パブを通じた実践》,小田切徳美,橋口卓也(編):《内発的農村発展論:理論と実践》,東京:農林統計出版,2018年,第293—294页。

[22]国土交通省:《国土形成計画(全国計画)》,2008年7月,第27—30页。

[23]国土交通省:《国土形成計画(全国計画)》,2015年8月,第159—162页。

[24]「農村振興政策推進の基本方向」研究会:《中間取りまとめ:集落間連携·都市との協働による自然との共生空間の構築》,2007年12月,https://www.maff.go.jp/j/study/nousin_kihon/pdf/data2.pdf,2020年2月11日,第7—14页。

[25]総務省:《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について》,2020年,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745995.pdf,2021年1月15日。

[26]2007年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利,为恢复政治信任、获得更多选民支持,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内阁采取了重视农山村发展的政策路线。2009年8月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实现了政权交替,直到2012年自民党才在安倍晋三的带领下重新夺回政权。

[27]小田切徳美:《地域づくりと地域サポート人材:農山村における内発的発展論の具体化》,《農村計画学会誌》2013年第3期,第386页。

[28]小田切徳美:《日本における農村地域政策の新展開》,《農林業問題研究》2013年第3期,第471页。

[29]図司直也:《地域サポート人材の政策的背景と評価軸の検討》,《農村計画学会誌》2013年第3期,第351—352页。

[30]図司直也:《若者の田園回帰が地域をつくる》,小田切徳美,筒井一伸(編):《田園回帰の過去·現在·未来:移住者と創る新しい農山村》,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16年,第178页。

[31]総務省:《これからの移住·交流施策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関係人口」の創出に向けて》,2018年1月,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68242.pdf,2020年2月15日。

[32]地方公共团体是日本行政区划概念,既包括都道府县一级的广域地方公共团体,也包括市町村一级的基础地方公共团体,在乡村振兴语境下一般多指后者。

[33]“地方创生战略(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是由安倍内阁于2014年提出的,旨在控制地方人口减少,改变东京人口过度集中的局面,通过引导各类人才进入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乡村振兴,激发地方活力。

[34]総務省:《平成30年度「『関係人口』創出事業」モデル事業調査報告書》,2019年3月,https://www.soumu.go.jp/kankeijinkou/discription/pdf/000617803.pdf,2020年2月20日,第204—205页。

[35]国土交通省:《国土形成計画(全国計画)》,2015年8月,第159页。

[36]国土審議会住み続けられる国土専門委員会:《2019年とりまとめ:新たなコミュニティの創造を通じた新しい内発的発展が支える地域づくり》,2019年5月,https://www.mlit.goj.p/common/001289113.pdf,2020年2月20日,第51页。

[37]国土審議会住み続けられる国土専門委員会:《2019年とりまとめ:新たなコミュニティの創造を通じた新しい内発的発展が支える地域づくり》,2019年5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