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域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导的内源式乡村发展阶段（1991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状态，过去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土开发方式亟待调整，以适应财政紧缩、地方分权、少子老龄化以及全球化等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1998年出台的“五全综”提出了“多自然居住地域”构想，将目光投向老龄化和过疏化问题最为突出的“中山间地域”（丘陵山谷地带的农村）以及人口少于30万的中小城市，以期通过城乡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地域自立发展。然而，随着小泉内阁（2001—2006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施，过疏地区在新一轮市町村合并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区域差距不减反增^[10]，农山渔村的存续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继20世纪90年代初的“界限集落论”之后，2014年出现的“地方消亡论”促使安倍内阁迅速出台“地方创生”战略^[11]，旨在控制地方人口减少，改变“东京一极集中”的局面，提升日本社会整体活力。为实现这一目标，2015年出台的《国土形成计划》提出要通过集约化布局行政、医疗和商业等功能据点，网络化连接不同规模的据点，促进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员、物资、资金和信息的双向对流。这意味着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同质化的均衡发展已不再是日本国土规划的主要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地域特色资源、通过城乡对流协作创造新价值、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除人口因素之外，2010年开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以及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也促使日本政府更加重视乡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有关TPP谈判的争论中，有关贸易自由化对日本农业的影响成为焦点问题。^[12]为获得反对派支持，安倍内阁在上台后不久即推出“农林水产业·地域活力创造计划”（2013年），包括以强化农林水产业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和以维持发挥农村多功能性为目标的地域政策，两者均将乡村资源整合增值作为促进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地震、海啸及其引发的核电站泄漏事故之后，日本政府加强了防灾减灾对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使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促进地域内资源循环利用、地区间互补合作，由此产生了“地域循环共生圈”理念。^[13]其致力于从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综合视角解决地方发展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