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引言

冷战结束后，以世界银行、北欧七国（Nordic Plus，包括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尔兰、英国、荷兰）为中心的援助方基于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援助的经验和反思，开始重新审视援助方法。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形成“减贫机制”，MDGs及“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被包括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根据斯蒂芬·克莱斯纳的研究，“机制”是指“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汇聚着行为体预期的一系列默示和明示的原则、标准、规则和决策程序”，是“在国家间交涉、具有明示原则的制度”（Krasner，1983：1）。在“减贫机制”的“政策层面”上，2000年联合国明确提出将以2015年前全球极端贫困国家或地区降至半数为最高发展目标的减贫标准作为MDGs，并制定减贫战略文件（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PRSP）等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实现这一标准的发展战略。同时，在“实施层面”上，2005年DAC高层论坛采纳了《巴黎宣言》中的具体措施，并将其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规则（行动基准）。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体制得以确立的话，新的政策目标和规则将被赋予合理性，这将对国际发展援助产生重大影响。

发展援助是通过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援助方的交集实施的。国际援助体系的变化对援助方的援助方针、援助体系，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受援方针、受援体系都产生影响。国际援助体系的变化决定了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方式。(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减贫机制”是在何种背景下、如何形成、最终构建了怎样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实际情况都尚未完全明了。因此，笔者为了解“减贫机制”的实际情况，主要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减贫机制”的最高目标——“减贫”及“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这一为实现该目标而设的行动基准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在“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中，“项目泛滥”被国际发展援助共同体视为阻碍援助有效性的元凶，但这一现象是如何在国际机构和援助方会议中开始被提及，最终发展为涵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呢？第三，笔者将关注以往的国际援助体系在“减贫机制”下的变化及这一变化对援助方与发展中国家间交集方式的影响。由于“减贫机制”是由政策层面的发展目标和实施层面的行动基准两部分组成，所以本书也从政策和实施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第1.2节考察了冷战结束后“减贫机制”的形成过程，并讨论了在“减贫机制”形成过程中国际援助体系的形成情况，最后一节对本章内容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