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前人研究及主要观点

从本节的问题意识出发，笔者首先回顾了被视为古典研究的詹姆斯·弗格森的研究（Ferguson，1994）。弗格森在关于南非莱索托王国开发情况的研究中指出很多开发项目甚至没有实现最基本的目标。尽管如此，这些失败的项目却改变了当地的制度。具体来讲，加拿大实施的农业、家畜业援助项目通过官僚主义权力以及去政治化的贫困、国家、开发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化了莱索托王国的国家权力（Ferguson，1994：256）。即虽然没有实现项目所明示的增加农业产值、提高小规模生产者收入等目标，但莱索托王国通过援助项目在其他领域获得了启示，并以此进一步扩大了国家权力。弗格森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官员可能会根据不同于援助方援助脚本的理由，实施自己所希望的“发展”（近藤，2007），而且通过项目这种交集方式，援助方所期待的开发效果可能会被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层所改变。这表明发展计划和实施之间，有可能会出现不同于援助方设想的变化，这一观点给本书的分析带来了重要启示。但是，弗格森的研究没有过多涉及从“单独型”向“协调型”转变过程中的“减贫机制”，因此，在考察减贫战略（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PRS）的形成过程时，笔者将参考古尔德关于坦桑尼亚的研究（Gould，2005）。(https://www.daowen.com)

Gould（2005）以坦桑尼亚为例，用PRS形成过程中的“铁三角”框架解释了新型接受援助的方式，即政府、援助方、非政府行为体这三个集团内部关系的变化及该变化促成了地方政府杰出人物和社会团体杰出人物的联动。古尔德的研究虽然涉及了PRS形成过程中各行为体关系的变化，但在政府、援助方、非政府行为体这三个集团内部的行为体的排除和筛选及权力（制定政策时的参与权、发言权、影响力）形成机制方面，仅考察了“贫困监测体系”下的非政府行为体。同时，古尔德也没有探讨在“减贫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援助方集团内，世界银行、北欧七国及发展中国家财政部垄断了权力的原因、其他政府直属机构及援助方的排序变化情况、行为体的重新部署等问题，分析对象也仅限于“贫困监测体系”下的非政府行为体。此外，古尔德的研究并未充分探讨非政府行为体的关系变化给发展援助的政策和实施带来的影响。笔者将基于上述前人研究中未辨明的问题点展开分析，这也正是本书的独创性所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