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对经济增长、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的影响

虽然宏观的援助成果（Outcome）表现为MDGs各项指标所反映的“减贫”程度，但“经济增长”依然是减贫的最大动力。因此，援助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被定位为中期成果（Output），一直受到关注。但是，如“宏观—微观悖论”（Micro-macro Paradox）所主张的那样，微观层面上的援助有效性相对容易验证，但宏观层面上则较为困难，因此，各方面围绕着援助的有效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新古典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援助一直对提高收入水平产生正面效果，但援助中用于投资的比例β的大小影响该效果。观察以往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关于援助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所产生影响的分析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结论。一种是悲观的实证结论，布恩曾指出，约3/4的援助用于政府部门消费，约1/4用于民间消费，没有资金用于投资（Boone，1996）。伊斯特利认为88个国家中仅有17个国家有意识地将援助用于投资（Easterly，1999）。Werker，Ahmed and Cohen（2009）确认了援助占GDP比每增加1%，民间最终消费只增加0.9%，同时储蓄额相应减少，但对投资、政府消费及出口都没有产生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德巴里认为虽然消费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国内收入的影响，但完全不受援助比例变化的影响，所以不能说援助决定了消费的下限（Durbarry，2004）。

此外，以下的前人研究得出了乐观的实证结果。利维认为援助的86%—100%都用于投资（Levy，1987），此后，利维提出援助系数为1.02—1.23，该系数超过1时就会产生乘数效应（Levy，1988）。Feyzioglu，Swaroop and Zhu（1998）认为援助的30%用于投资，同时，如果援助变量中包括借款时这一比例将上升至58%。Lensink and Morrissey（2000）证实援助的22%用于投资。Hansen and Tarp（2001）通过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Difference GMM）得出援助系数高于1，为1.119。Harms and Lutz（2004）认为援助的1/4用于投资。进而，Burnside and Dollar（2000）将1970—1993年分为6个周期、每个周期4年，使用了56个发展中国家在每个周期内的平均面板数据，将政策质量、民族的多样性、暗杀者数量等政治变量（已在对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证实）以及深化金融改革的影响作为控制变量，将经济政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并设置了与援助的交叉项，验证了援助和增长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无论采取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还是采取二阶最小平方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d，TSLS），都表明援助本身效果甚微，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援助和政策质量的交叉项则表明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知在经济政策运行良好的国家，援助产生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而在经济政策运行较差的国家则没有产生效果，这一点对援助的大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下文将介绍援助对卫生指标和教育指标影响的前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其中，威尔逊使用OECD／CRS的数据集，以96个国家为对象，对卫生发展援助与降低死亡率的相关性进行了考虑到内生性的实证分析（Wilson，2011）。具体内容是以婴幼儿死亡率为中心，进行了OLS、固定效应模型及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分析。实证分析得出的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他得出了卫生发展援助对死亡率几乎不产生影响的结论。Nixon and Ulmann（2006）则指出卫生指标难以计量，使用的指标不同结论也不同。

教育方面，Michaelowa and Weber（2007）将教育领域的援助额、管理指标、援助额与管理指标的交叉项、人口、人均GDP等作为控制变量，以120个低、中收入国家为对象，用GMM进行了考虑到内生性的实证分析。该研究分析了援助对小学入学率及毕业率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等教育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受援国的政治、制度也至关重要，在不良的政府管理下，援助将对入学率产生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不同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关于援助有效性的相反结论。但是包括交叉项模型在内，多数实证分析都将援助均一化，仅有少量前人研究从“项目泛滥”观点出发，对援助进行区别进而分析援助效果。笔者将在下文中介绍这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