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 “减贫机制”形成过程中的开拓者
在制定《赫莱纳报告》之际，由丹麦外交部提议并与坦桑尼亚财政部协商，组成了包括赫莱纳教授[16]、托尼·基利格[17]、本诺·恩德鲁[18]、克努特·埃里克·斯文森[19]在内的调查团。这些人积极采取行动促成《赫莱纳报告》的主流化，因此本书将他们称为“减贫机制”的开拓者（以下简称“开拓者”）。
首先介绍的是《赫莱纳报告》的作者——赫莱纳教授本人。如前文所述，赫莱纳教授在CG会议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为了使“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超越坦桑尼亚一国的界限发展为援助的趋势，瑞典外交部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下，于1999年8月30日、31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在现场开展伙伴关系（Making Partnerships Work on the Ground）”会议。当时的CBF还未充分发挥作用，该会议以坦桑尼亚、乌干达、越南三国为案例分析对象，讨论了如何将《赫莱纳报告》提出的伙伴关系推广到发展援助现场。具体标准包括每个国家至少要推进一项SWAp并导入CBF等（OECD，2000；World Bank，2003）。与会的援助方包括北欧四国、世界银行、UNDP等；坦桑尼亚方面，出席此次会议的有丹麦的皮特·汉森大使（Peter Hansen，当时为丹麦驻坦桑尼亚大使）、世界银行的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mas，当时为世界银行坦桑尼亚国家事务局局长）、坦桑尼亚时任总统本杰明·威廉·姆卡帕（Benjamin William Mkapa）、财政部副部长助理毗努伊勒·里莫（Peniel Lyimo，后升任副部长）等人。曾身处丹麦外交部的汉森、瑞典外交部的斯坦·瑞兰达（Sten Rylander）、世界银行总部的詹姆斯·亚当斯以及非洲经济研究协会（肯尼亚本部）的时任所长本诺（前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教授）等人作为“减贫机制”的开拓者，是致力于坦桑尼亚综合发展援助进程的功臣。制定《赫莱纳报告》时，他们作为坦桑尼亚发展援助的负责人身处自己的国家或邻国支持着坦桑尼亚。如第2章所述，在丹麦、瑞典、世界银行等援助方为推进“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制定新型援助指南时，正是这群开拓者在各自的国家制定了相关方针。为了实现“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的主流化，他们集结在坦桑尼亚。1998年，汉森出任丹麦驻坦桑尼亚大使，同年，瑞兰达出任瑞典驻坦桑尼亚大使，1999年6月，亚当斯赴坦桑尼亚出任世界银行坦桑尼亚国家事务局局长。1998年4月，身处肯尼亚的本诺被聘任为世界银行东非·宏观经济科首席经济学家，他通过世界银行坦桑尼亚事务所直接参与了“减贫机制”的形成过程。
冷战结束后，上述开拓者作为积极推进“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的世界银行或北欧四国的代表，同时也作为坦桑尼亚政府和援助方之间的桥梁而四处奔走。从世界银行、北欧四国的上述动向中，也能够看出世界银行坦桑尼亚事务所所长亚当斯、丹麦大使汉森等人是如何积极推进“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的。由于日本对TAS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还拜访了日本大使馆的佐藤大使（笔者一起出席），就日本对TAS的合作进行了谈判。如上所述，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场合都能够看见他们积极开展活动的身影。
另一方面，《赫莱纳报告》的作者之一本诺曾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教授，在坦桑尼亚政府的相关人员中人脉众多，他在“减贫机制”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坦桑尼亚方面的开拓者主要以本诺为中心，同时还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助理里莫[20]、财政部副部长姆公加（Mgonja）以及首相办公室副主任莫雷罗（Morello）等人。非政府行为体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Foundation，ESRF）的万古埃教授、减贫研究机构（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REPOA）的赛博加（Semboja）教授等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本诺成为坦桑尼亚政府和援助方间的桥梁。万古埃教授为ESRF编委会主任，赛博加教授为编委会成员，顾问编委包括里莫、万古埃教授、赛博加教授。在前文中提到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中，姆卡帕总统表明了坦桑尼亚将积极应对“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与姆卡帕总统共同出席此次会议的里莫副部长助理被选任为TAS秘书长及公共开支审查（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PER）委员会秘书长，姆公加出任PRSP审查秘书长等，坦桑尼亚与积极推进PER、MTEF的世界银行及北欧七国保持着密切联系。根据《赫莱纳报告》的提议，坦桑尼亚为改善税收管理，决定设立税务局（Tax Revence Authonity，TRA）。作为非洲经济研究协会研究所所长，本诺的工作地点在奈洛比，但他兼任TRA筹备理事会理事长，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利用周末时间为TRA的设立做出了巨大贡献（2011年3月4日对本诺的采访）。万古埃教授接替赫莱纳教授，出任《赫莱纳报告》独立监督组（Independent Monitoring Group）组长，赛博加教授担任了坦桑尼亚与援助方召开GBS会议时的主持人等。此外，PRSP、PER、MTEF等在“减贫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文件也被委托给顾问团制定，万古埃教授、赛博加教授所在的ESRF及REPOA经常接受此类委托。如上所述，开拓者们在“减贫机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他们在坦桑尼亚之外的地区对“减贫机制”所做出的贡献也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本诺教授在积极实施“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的SPA会议上进行过两次主题发言，对SPA的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万古埃教授以SPA会议及DAC GBS联合审查评论家的身份发挥着其影响力。世界银行的亚当斯历任坦桑尼亚国家事务局局长、世界银行副总裁，为了使“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发展为世界援助的趋势，他一直致力于《巴黎宣言》的实现。此外，作为世界银行的领导者，他出任2003年罗马会议和2005年DAC高层会议及《巴黎宣言》的协调员。本诺曾兼任坦桑尼亚中央银行副总裁顾问和援助协调部部长，对世界银行的SPA等援助进行协调（2011年3月4日对本诺的采访）。其后，他出任坦桑尼亚中央银行总裁，现在仍然致力于坦桑尼亚的开发。丹麦的皮特大使结束在坦桑尼亚的工作后，出任双边援助的副主任，作为小组专家出席了世界银行主办的PRSP会议等。2004年之后，他出任丹麦驻越南大使，越南对“提高援助有效性的措施”同样持积极态度。如上所述，“减贫机制”的开拓者们密切合作，对坦桑尼亚乃至全世界的“减贫机制”的形成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如表5-1所示，坦桑尼亚“减贫机制”的形成与全世界“减贫机制”的形成紧密联系，这个结果似乎也证明了坦桑尼亚对“减贫机制”的高度接受是必然的。为配合北欧四国和世界银行SWAp的主流化，坦桑尼亚率先导入了SWAp，在“减贫机制”形成过程中，坦桑尼亚起到了先驱作用。
表5-1 “减贫机制”和坦桑尼亚(https://www.daowen.com)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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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0年SPA5改名为“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Africa”。
出处：笔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