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前人研究
虽然近年不乏GBS的相关研究，但前人研究中鲜有关于GBS的综合性分析。其中，IDD and Associates（2006）以布基纳法索、马拉维、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卢旺达、乌干达、越南这7个受援国为对象进行了分析，这是现有研究对象国家最多的研究。研究表明，在GBS的连锁效应方面，首先在直接效果方面，取得了《巴黎宣言》所期待的“强化政策对话”“提高援助的针对性（提高发展计划的一致性）”“增强援助的协调性”等效果，这些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所有权，提高了制订计划、预算的能力以及公共财政管理能力（财政原则、有效的资源配给、有效的公共服务和运营）等。另外，在减贫政策及提高服务交付能力的成果方面，虽然教育、卫生领域的基础服务在“量”上有所改善，但经常以牺牲“质”为代价，无法证实减贫的波及效应。Lawson et al.（2005）以坦桑尼亚的GBS为对象进行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没有证实GBS和开发成果间的关系。
此外，与项目型援助不同，GBS是与其他资金没有关联性的自由资金[2]，目前有一些研究对它与项目型援助的差异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Hefeker（2006）提出的理论模型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本身不期待，那么无论是预算支持还是项目援助，一般都无法按照援助方的预期进行。进而，Cordella and Dell'Ariccia（2007）在同一模型下通过比较预算支持与项目援助考察了GBS成为理想援助方式的条件，即与援助国财政相比，援助的开支费用足够少，或者在作为援助方的发达国家和作为受援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喜好相似的前提下，预算支持型援助才会受到欢迎。此外，Morrissey（2006）指出，援助方实施预算支持前必须由双方就使用计划达成共识，因此存在接受预算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无法自由决定资金用途的可能性。如上所述，虽然有研究对预算支持和项目援助进行过比较，但是由于GBS形成时间短，数据积累不足，所以目前还没有关于GBS对预算影响的实证分析。Beynon and Dusu（2010）是唯一一项从统计学角度验证预算支持效果的研究，但该研究没有进行回归分析，仅分析了预算支持和MDGs指标的相关性，虽然认为两者相关，但完全没有考虑到内生性。
另一方面，关于援助可替代性（转移可能性）的实证分析也同时验证了粘蝇纸效应。在可以转移时，某一主体接受附带条件的转移后，将会发生不同于来源方目的的开支。世界银行指出，此时存在①援助每增加1美元，政府开支未必会相应增加1美元（World Bank，1998）；②某一特定领域内的援助流向其他领域这两种情况。特别是与①相关的情况被称为粘蝇纸效应。粘蝇纸效应是指政府接受资金转移时，与自主收入相比，这些外部资金的开支倾向是不同的，会出现资源分配不恰当的情况。
关于粘蝇纸效应的前人研究主要围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展开。其中，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有Bradford and Oates（1971）等。他们用等价定理进行了解释，即认为由中位投票者进行地方政府决策时，转移的资金无论是直接交给政府还是划入个人所得，政府开支的选择都是相同的。有很多研究基于这个理论框架，验证了中央政府资金转移的增加会导致地方政府开支发生何种变化。此外，对粘蝇纸效应进行研究验证的还有Fisher（1982）；Hines，Thaler（1995）；Bailey，Connoley（1998）；Roemer，Silvestre（2002）；Inman（2008）；等。这些实证研究大多指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资金转移存在粘蝇纸效应。
麦圭尔指出，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资金转移外，上述研究还适用于战时的配给制度、生活保障品的发放和现金发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等关系（Mcguire，1978）。实际上，学术界一直进行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方面的可替代性研究。海勒分析了援助对非洲11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支等官方机构开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援助的30%到60%被作为政府开支使用（Heller，1975）。Khilji and Zampelli（1994）利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数据进行了可替代性的研究，结果表明有附属条件的军事援助全部被挪用到军费之外的领域。此外，Collier and Hoeffler（2007）考察了军费的决定因素，并提出了援助的11.4%被挪用为军费这一具有冲击性的结果。进而，Feyzioglu et al.（1998）使用面板数据分别验证了项目整体和个别项目的可替代性，结果表明项目整体的总量中未发现援助的可替代性，但5个部门中有3个部门存在个别项目的援助可替代性。(https://www.daowen.com)
这些分析都默认了决定援助额的是外生条件。针对这种情况，布恩将人口、不同援助方的虚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Boone，1996），田村使用联合国的议席数这一工具变量进行估计（Tamura，2005）。Tamura（2005）在考虑援助决定过程的内生性的同时对粘蝇纸效应进行了推算，结果表明ODA对政府开支的影响系数为1.21，超过了1，可见粘蝇纸效应。
关于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可替代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如Pack and Pack（1990）以印度为例、Pack and Pack（1993）以多米尼加为例、Van de Walle and Mu（2007）和Wagstaff（2011）以越南为例进行了验证。此外，Franco-Rodriguez et al.（1998）在对巴基斯坦的研究中，修正了海勒将援助假定为外生性的问题点（Heller，1975），并进行了兼顾内生性的分析。该研究认为，增加援助反而会导致政府消费开支的减少。
在卫生领域，Lu et al.（2010）验证了在卫生ODA拨款以及不拨款给政府或NGO的两种情况下，从政府自主收入直接转到卫生部门的下拨额的差异。结果表明，“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则政府的卫生开支减少（可替代性），但“对NGO的卫生ODA”增加时政府的卫生开支并不减少，甚至还有增加的倾向。这表明发达国家如果希望发展中国家增加卫生开支预算，则可以通过提高“对NGO的卫生ODA”实现这一愿望。
如上所述，虽然学术界一直进行着有关粘蝇纸效应及可替代性的研究，但由于数据不足等，以“减贫机制”中具有代表性的援助方式——GBS为对象的研究并不多。
此外，关于政府卫生开支对卫生指标影响的前人研究中，Baldacci et al.（2003）使用协方差结构模型，将包含了卫生和教育指标等的社会指标作为卫生指标的代理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政府卫生开支对卫生指标产生正面影响。Anyanwu and Erhijakpor（2010）以非洲诸国为对象进行分析，同样确认了卫生开支对卫生指标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Filmer and Pritchett（1999）认为政府的卫生开支并不是决定婴幼儿死亡率的主要因素。Musgrove（1996）指出与政府的卫生开支相比，收入分配、女性的教育、文化才是解释婴幼儿死亡率的主要变量，并强调应把增加公共卫生开支作为优先课题。如上所述，虽然这些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没有分析导入GBS后的政府卫生开支对卫生指标的影响。因此，笔者将分析GBS对政府卫生预算的影响以及导入GBS后的政府卫生开支对卫生指标的影响，借此辨明学界尚未明确的GBS的有效性及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