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小结
本部分尝试通过两个阶段的分析辨明未在前人研究中验证过的GBS对开发成果的影响。
第一阶段通过与政府收入的比较，分析了GBS对政府卫生开支的影响，并得出两个颇具深意的结果。一是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在PRSC和“其他GBS”方面都表现出粘蝇纸效应，与此相对，从包括较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体发展中国家来看，仅在PRSC方面存在粘蝇纸效应。这表明在收入较低的国家，GBS对政府卫生预算的影响大于自主财源，反映出了政策对话的效果。另外，包括较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体发展中国家在PRSC方面均存在粘蝇纸效应，体现出了世界银行政策对话的重大作用。二是“对政府的卫生ODA”在全体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均表现出可替代性。
第二阶段进行了对导入GBS后的政府卫生开支对卫生指标影响的实证分析，但未能证明在第一阶段存在粘蝇纸效应的GBS对开发成果的影响。此外，在各个卫生指标方面，“政府卫生开支”“对政府的卫生ODA”及GBS均得出不同的结果。“对政府的卫生ODA”改善了卡介苗接种率和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指标，但在麻疹疫苗接种率和婴幼儿死亡率上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且无法验证其中的因果关系。此外，“政府卫生开支”“对政府的卫生ODA”及GBS对麻疹疫苗接种率及婴幼儿死亡率的影响均未得到验证。由于婴幼儿死亡率是计算5岁以下婴幼儿的死亡率，因此可能会受各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另外，在改善迅速的卡介苗接种率和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对政府的卫生ODA”发挥了一定作用。
综上所述，GBS对低收入的贫困国家的预算产生了影响，显示出政策对话的有效性，但未对开发成果产生影响。这一结论与以往的研究成果一致，即GBS的有效性包括“政策对话的强化”“援助的针对性的提高（提高发展计划的整合性）”“援助协调性的发展”等效果，保障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所有权，提高了制订计划、编制预算的能力及公共财政管理能力（财政原则、有效的资源分配、有效的公共服务和运营）等，GBS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强化中央政府的行政财政能力方面。另外，限定用途的“对政府的卫生ODA”对可以在短期之内得到改善和降低的卡介苗接种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指标做出了贡献，但没有检验出不限定用途、直接拨入预算的GBS对上述两个指标产生的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GBS与实际的事业实施、服务交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预期中GBS有效性的实现过程是强化公共财政管理的能力、促进公共开支和政策的系统化，进而强化政府执行减贫政策、服务交付的能力，但事实证明这一预期有时无法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通过与GBS一起实施的政策对话程序，制订计划、编制预算、实施各项事业，但在计划和实施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和援助方的预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本章从宏观角度对GBS给政府卫生开支和卫生指标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综合性的实证分析。下文，笔者将围绕“减贫机制”下政府和援助方的交集方式，对政策对话的实施情况、各项事业的开展情况进行更具体的、更符合援助实际情况的分析。
【注释】
[1]http：//www.healthdata.org/（2014年9月10日访问）。(https://www.daowen.com)
[2]本书所指的是ODA提供的GBS。ODA提出了各援助国、援助机构实施官方发展援助时的条件，在现行发展机制下，各援助方在MDGs这一共同目标的框架内实施GBS。在这个意义上，GBS不与其他援助发生联系。
[3]由于滞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未表现出较高数值，所以此处使用差分GMM进行估计。
[4]Zolala et al.（2012）对伊朗进行了调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失业会提高孕产妇死亡率，Meinam（2007）对印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失业（未就业）的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教育程度低，婴幼儿死亡率增加，该调查指出了就业和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就业率添加到解释变量中。
[5]参考以下网址：http：//www.oecd.org/dataoecd/16/53/1948102.pdf（2014年9月11日访问）。
[6]例外：IDD and Associates（2006）中记录了乌干达是从1998年开始实施GBS的，所以将这一案例也作为GBS处理。
[7]图4-2中的国家名从上至下依次是：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乌干达、加纳、巴基斯坦、越南、布基纳法索、卢旺达、埃塞俄比亚、赞比亚、马拉维、马里、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贝宁、孟加拉国、尼加拉瓜、尼日尔、肯尼亚、布隆迪、塞内加尔、斯里兰卡、亚美尼亚、洪都拉斯、乍得、格鲁吉亚、佛得角、尼泊尔、圭亚那、玻利维亚。（译者注）
[8]图4-3、图4-4、图4-5、图4-6中的“全体”“低所得国”的中译文分别是“全体国家”“低收入国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