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政策层面——国际发展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发展标准是增长标准和减贫标准的周期性交替。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为“增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减贫”，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再度进入“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再次进入“减贫”。
综观“二战”后的国际发展援助，马歇尔计划在短期内即取得了成功，同时“滴漏效应”理论也广泛渗透，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克服资本储备不足的问题，并保持以现代部门为中心的经济持续增长的话，增长成果在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也能够自然地向国内渗透，从而提高落后部门的生产力”。20世纪50年代，项目援助主要以经济、公共设施建设为中心，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决策者推进了以扶植幼稚产业为目的的进口替代政策，这种做法也得到了援助机构的广泛支持。世界银行也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制定综合性发展计划、完善城市基础建设及扶植国营企业等（白鳥，1995：283-295）。如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主张对以经济、公共设施为中心的大型项目进行投资的同时，学界提出了经济增长标准（小川，2011：15）。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逐渐发现“滴漏效应”所主张的结果并未实现，重视人类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BHN）和收入分配的改良主义开始登场。因此，有别于以往的以投资为主体的宏观行为，人们认识到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的重要性，并开始主张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及实现减贫目标，有必要进行以满足BHN为目的的自下而上的开发（白鳥，1995：135-146）。此外，为响应这一动向，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开始迅速增加，在以往大型项目援助的基础上，援助BHN的小型项目也开始增多。同时，越来越多的援助为了直接接触国民而选择绕开政府（元田，2007：45-50）。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主张BHN的减贫标准被经济增长标准所取代（小川，2011：15）。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了混乱期，同时，“政府的失败”也逐渐显露。世界性的经济低迷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停滞及高利息问题，这进一步加剧经济收支的恶化、通货膨胀、国内资本的海外转移等经济困难的情况。虽然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发展中国家经常性收支恶化，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未减少，而且即便经常性收支恶化，政府却依然积极地实施发展政策。发展中国家通过导入石油资金（Oil Money）和国际过剩资本来填补储蓄和投资间的差额，同时推动了发展政策的实施（奥田，1989：16）。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以此为开端，世界规模的债务危机开始蔓延。
在上述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宏观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世界银行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以保证中期增长及恢复、维持国际收支的稳定。为此，一方面，1979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宣布导入“结构调整融资”（Structural Adjustment Loan，SAL）以支持经济结构改革。另一方面，IMF也重新审视援助行为，于1986年设立了结构调整贷款（Structural Adjustment Facility，SAF）。贷款对象限于符合国际开发协会规定的国际收支困难的低收入国家，期限为3年，申请贷款的低收入国家必须提交用以促进结构调整的3年期政策框架文件（Policy Framework Paper，PFP），而且要定期重新审核该计划。PFP在IMF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除申请SAF外，向世界银行集团申请其他融资时也需要该文件（奥田，1989：239-247）。
PFP中应体现可以决定发展中国家综合性发展的框架，具体需要写入以下内容：贷款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和课题，今后3年内计划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及政府在结构调整政策方面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推行的诸项政策及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政府的优先顺序，此外还要写入所希望的资金来源，如IMF、世界银行集团（第一世界银行、第二世界银行），或者其他援助机构等。此外，重要的是设立SAF后，PFP使IMF和世界银行的合作关系达到以往未达到的水平，同时PFP也是双边发展援助的官方指南。通过这一文件，IMF与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将谋求发展中国家政策和制度改革的援助条件作为杠杆的援助方法也成为IMF与世界银行的基本战略。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层面”上，以往都是发展中国家与援助方之间进行个别交涉，但自此，IMF与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的交集开始增加，PFP成为双边发展援助的官方指南。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建立了与IMF、世界银行的交集，而且将交集的范围扩大到了全部援助方。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IMF与世界银行为中心推进了结构调整，在此目标下增长标准被再次提起（小川，2011）。(https://www.daowen.com)
如上所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陷入混沌状态。以此为背景，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派经济学影响力不断增加，并成为IMF与世界银行结构调整政策的基础，但这并未解决债务积压问题及贫困问题。因此，新古典派理论及以其为基础的增长标准（结构调整）受到各种批判。
贫困问题一直是发展的主要课题[1]。虽然在“滴漏效应”理论流行期主张增长能够缓解贫困，但事实证明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不能缓解贫困。世界银行自身特别对非洲的低迷经济感到失望，并严厉批评非洲的结构调整改革是脆弱的，甚至担忧其可能重返20世纪60—70年代低增长的轨道（World Bank，1994b）。此外，也有批判意见认为SAF的附加援助条件过大并操之过急，因此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痛苦，特别是给贫困层带来极大影响。在诸多意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的《人性化的调整》（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Corina et al.，1987）中的观点。该书基于实证分析，认为结构调整导致了儿童、孕妇等弱势群体在卫生和福利方面的困境。因此，针对贫困层所受的影响，提出了社会安全网络（Social Safety Nets）的必要性。虽然结构调整政策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但在几乎所有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都以失败而告终。为探究原因并寻找修改政策的方法，世界银行进行了《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市场之友式的发展战略”特辑）[2]、《东亚的奇迹》（“政策研究报告”1994EAM）、《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国家在发展中的功能”特辑）等一系列研究。研究结论承认了在“市场的失败”的案例中国家介入的作用，强调国家的介入可以强化市场的功能，进而表达了积极承认国家作用的态度。这也就是在与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经济管理能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前提下，为进行经济调整，国家的介入范围可以从最小限度地提供公共财政逐渐扩大到非经济性的调整（如积极的产业政策、资金再分配政策等）。另一方面，1990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发布了《人类发展报告》，其中基于能力方法而提出的“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以往仅凭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的定义。同时，为实现人类发展，最重要的课题是消除剥夺了人类自由的贫困，这一认识不断得到认同。此外，受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人类的能力方法”理论的影响，《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判断发展及减贫不能仅依靠收入、开支等客观指标，还要考虑贫困者本身主观的信念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安定感等因素，同时，提出了在“增加机会”（Opportunity）的同时，也要“扩大权利”（Empowerment）及“确保安全”（Security）这一行动方案。世界银行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开发模式也在原有的“稳定宏观经济”“结构改革”“部门改革”的基础上，强化了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提供基础性社会服务”，形成了由上述四大要素构成的模式，必要时还将采取增强政府能力的政策（石川，2006：151）。
受上述动向影响，一方面，在1999年的IMF与世界银行年会上，世界银行总裁沃尔芬森（Wolf Ensohn）提出了新的战略，即在“强化正在由13个国家试推进的综合发展框架文件（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CDF）的同时，将新的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环境、卫生、教育等部门的方法）与CDF相结合，与联合国的各部门及其他地区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方、民间团体合作共同消除贫困”。另一方面，IMF的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提出了“全球化的人本化”一词，并认为IMF必须通过发展来实现减贫目标。基于这一认识，IMF的强化结构调整方案（Enhanc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Facility，ESAF）更名为减贫增长方案（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Facility，PRGF），并用PRSP代替了IMF和世界银行联合制定的政策框架文件。进而，在2000年的IMF与世界银行年会上，世界银行为对应IMF的PRGF，设立了减贫支持信贷（Poverty Reduction Support Credit，PRSC）这一融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PRSP的实施。
导入PRSP之后的开发模式由原来的各个援助方单独行动发展为由世界银行、IMF、联合国各部门、地区国际金融机关、援助方、民间团体等综合性的开发利益相关者们共同合作的参加型发展援助，在这种援助模式下，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四要素——“稳定宏观经济”“结构改革”“部门改革”“提供基础性社会服务”，以及通过以实施社会、政治程序变革为目的，包括“增加机会”“扩大权利”“确保安全”在内的“人类安全保障”来实现减贫目标。即在以往以结构调整政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外，还采取了通过重视卫生、教育等基础社会服务领域的“人类安全保障”来实现减贫的发展援助措施。
除IMF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之外，DAC也提出了至1996年将贫困减至半数的国际发展目标（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argets，IDTs），联合国以IDTs为基础，在2000年的联合国峰会上通过了MDGs。至此，联合国、IMF与世界银行、DAC等国际发展援助共同体一致认同的减贫标准问世了。
综上所述，“二战”后的国际发展标准是增长标准和减贫标准交替出现的。现在，增长标准不断壮大，国际发展援助共同体也在减贫标准上达成共识。从这个国际标准变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国际协调体制的变化。在以结构调整为基础的增长标准下，IMF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到了这个阶段，两者的合作关系越发紧密，政策框架文件也成为双边发展援助的官方指南，援助协调在政策层面得以强化。它们认为在开发的最终目标是减贫的现行减贫标准内，应该在“政策层面”上谋求所有利益相关者间的综合性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