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 对卫生指标的影响
为了考察GBS的效果，上节分析了导入GBS后政府开支结构的变化情况。估计结果表明GBS对政府开支的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下文中，笔者将采取与上节相同的方法，即通过混合OLS方法、固定效应模型、差分GMM对政府开支发生变化后政府服务的变化情况或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4.5.2.1预防接种：卡介苗、麻疹疫苗
混合OLS方法、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见表4-5。
表4-5 估计结果：对卡介苗、麻疹疫苗接种率的影响、混合OLS方法、固定效应模型
续 表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卡介苗接种率方面，全体发展中国家在混合OLS方法下的结果表明，一方面，“对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卡介苗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另一方面，“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反而会使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但导入GBS后，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固定效应模型下，虽然两者的增加都使接种率有所提高，但均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一方面，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中，“对政府卫生开支”及“对政府的卫生ODA”两者的增加均使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另一方面，导入GBS后，虽然接种率有所提高，但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麻疹疫苗接种率方面，除去部分结果，基本与卡介苗接种率的情况一致。全体发展中国家在混合OLS方法下的结果表明，一方面，对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麻疹疫苗接种率发生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另一方面，“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反而会使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但导入GBS后，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固定效应模型下，与卡介苗接种率不同，导入GBS后“对政府卫生开支”使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善，此外均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麻疹疫苗接种率在混合OLS方法下均出现改善的倾向，但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固定效应模型下也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以上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内在性，但实际上存在着政府根据卫生服务交付情况及卫生指标的完成情况决定卫生开支的可能性，同时也存在援助方根据上述提供情况和完成情况实施“对政府的卫生ODA”，导入、维持或撤走GBS的可能性，因此考察卫生服务的交付情况、卫生指标的完成情况时，也应将这些因素作为内生变量。下文的分析与前文一样，将这些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差分GMM估计。
差分GMM的估计结果见表4-6。全体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两者的估计结果在Hansen Test下，均得出足够大的数值，在Arellano-Bond Test AR（1）下，得出足够小的数值，在Arellano-Bond Test AR（2）下，得出足够大的数值，这表明本分析选定的模型是正确的。
表4-6 估计结果：对卡介苗、麻疹疫苗接种率的影响，差分GMM
续 表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内生）表示内生变量，（先决）表示先决变量。
估计结果表明，在卡介苗接种率方面，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对政府卫生开支”和“对政府的卫生ODA”两者增加时，卡介苗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具体是“对政府卫生开支”每增加1%，接种率提高2.97%，“对政府的卫生ODA”每增加1%，接种率提高2.69%。另外，导入GBS的情况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对政府卫生开支”和“对政府的卫生ODA”两者的增加均使接种率出现改善倾向，但仅在“对政府卫生开支”方面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对政府卫生开支”每增加1%，接种率提高约3%。在麻疹疫苗接种率方面，在全体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均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4.5.2.2孕产妇死亡率及婴幼儿死亡率
下文将考察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所受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混合OLS方法、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见表4-7。
表4-7 估计结果：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所受影响：混合OLS方法、固定效应模型
续 表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在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全体发展中国家在OLS方法下的结果表明，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孕产妇死亡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但导入GBS后反而未发生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对政府的卫生ODA”的增加反而使孕产妇死亡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增加，但导入GBS后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固定效应模型下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发生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但导入GBS后不仅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结果，反而出现了增加的倾向。“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孕产妇死亡率有所降低，导入GBS后虽未获得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但有所降低。在固定效应模型下，仅“对政府的卫生ODA和GBS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负面结果。
婴幼儿死亡率在混合OLS方法下的结果表明，全体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结果一致。即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死亡率发生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但在导入GBS后反而未发生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反而会造成孕产妇死亡率有统计学意义的增加，导入GBS后会发生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但导入GBS后不仅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结果，反而出现了增加的倾向。“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虽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但有所降低，导入GBS后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结果。固定效应模型下，全体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卫生开支”“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并导入GBS后，婴幼儿死亡率均出现降低的倾向。在“政府卫生开支”“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结果。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中，与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分析结果相同，“政府卫生开支和GBS的交叉项”也得出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差分GMM的估计结果如表4-8所示。全体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两者的估计结果在Hansen Test下，均得出足够大的数值，在Arellano-Bond Test AR（1）下，得出足够小的数值；在Arellano-Bond Test AR（2）下，得出足够大的数值。这表明本分析选定的模型是正确的。
表4-8 估计结果：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所受影响，差分GMM
续 表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内生）表示内生变量，（先决）表示先决变量。
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全体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卫生开支”“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并导入GBS后，均出现降低倾向。在“政府卫生开支”“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结果。具体是“政府卫生开支”每增加1%，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人减少26人。“对政府的卫生ODA”每增加1%，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人减少34人。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中，“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孕产妇死亡率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结果。具体是“政府卫生开支”每增加1%，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人减少24人。其他项目均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婴幼儿死亡率方面的各个系数分别是，“政府卫生开支”为正，“政府卫生开支和GBS的交叉项”为负，“对政府的卫生ODA”为负、“对政府的卫生ODA和GBS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正，但均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上文通过混合OLS方法、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差分GMM分析了卫生开支及卫生指标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考虑了内生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差分模型在Hansen Test中，通过了Arellano Bond Test AR（1）和Arellano Bond Test AR（2）的检测，证明了本分析使用了正确的模型。因此，通过差分GMM估计可知，在对卫生开支的影响方面，全体发展中国家“对政府的卫生ODA”使“政府卫生开支”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减少，即结果表明存在可替代性。此外，GBS的验证结果表明，PRSC比政府收入更能促进“政府卫生开支”有统计学意义的增长，存在粘蝇纸效应。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的GBS使“政府卫生开支”发生有统计学意义的增长，GBS的验证结果表明，“PRSCGBS”和“其他GBS”两者均比政府收入更能增加政府卫生开支，存在粘蝇纸效应。与“其他GBS”相比，“PRSCGBS”更能够增加政府卫生开支。进而，“对政府的卫生ODA”使“政府卫生开支”发生有统计学意义的减少，表明存在可替代性。
卡介苗和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对卫生指标的影响颇有深意，且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全体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卫生开支”和“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卡介苗接种率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善；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在“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卡介苗接种率有所改善，但麻疹疫苗接种率方面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此外，也未验证出GBS的有效性。
孕产妇死亡率和卡介苗接种率相同，在“政府卫生开支”和“对政府的卫生ODA”增加时，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在“政府卫生开支”增加时，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方面未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也未验证出GBS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