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晓龙　文艺座谈会感言

兰晓龙，男，1973年5月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编剧。曾在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任编剧。代表作品：《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好家伙》。个人荣获第十四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2008年），第二十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优秀编剧奖（2008年），第二十七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2009年），2010年春季电视剧互联网盛典最佳编剧奖。

文化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是的，这几年我失去了安全感，这安全感无关自身而关乎吾国，因为闻到了那些“再来一次”的气息，而现有技术的传播速率比“来一次”的时代是恐怖的增长。以致时常很痛恨自己的行业：全行业年利润还比不上一个保险公司的年利润，为这点钱我们干的到底是好事坏事？我个人常觉得某些国家的民族性是吹出来的，吹到当真了也真成了一个饱满的气球，中华几千年造就的民族性确是磐石，却在那些“再来一次”中有了裂缝，以致磐石有时居然要仰慕气球。(https://www.daowen.com)

这块磐石是中衡、包容、温和、刚强、勤劳、乐观、自信、自豪、幽默和真正的谦逊，很多，自由是承担之后的自由，安逸是尽力之后的安逸，会用眼睛微笑，而不是用眼睛审度。时代变，标尺变，但这些不变，这是我们叫作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部分，或者更严肃地叫作我们民族任何时候都应有的自省。它需要人一辈子的理解力，而媚俗、软骨和宣泄不需要，于是后者即刻吸引了资金，压制了前者，改变还在心智成长期的人们，以致会有我爱中华民族不爱新中国这样的逻辑，这是与“我爱我家房子所以要烧了它”同属一种荒谬。于是在这种逻辑下汪精卫也成为爱国者，一种很难不当成恶意的曲解。

文化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其实是完成式，就是文化已成为市场的奴隶。那么把民族健康等同于自身健康的人们，如何对抗？是不合作还是自辟蹊径？答案却是走不通。但凡能叫文化的东西都带着公众媒介的标签，不合作则无公众，自辟蹊径却违背了影视的基本是合作这一定律，其环节至少由投资、创意、执行力、团队四部分构成，我们恰好是创意环节——初始决定最多却最无现实决定力的部分。

就自身有限阅历来说，我觉得恰巧不是不合作，而是更主动地寻求中衡与包容的合作，我们总叹最无决定力，却忽略了创意者其实初始决定最多，我若是无法达成这种中衡与包容，我决定理解成自己做得不够，才华不够，或者过于懒惰，因为对着不可改变的资本说“请你改变”是无用的，会成为怨妇，而人生本来就是带着一堆问题解决问题。我对2014年文艺座谈会的理解是，我的国家告诉我们，请你们多做一点，再主动一点，勤奋一点，让饥饿的资本得到一个健康的、真正利于国家民族的创意源泉，因为资本是不可改变的，而一个活得上进的人是可以的。文艺工作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仅仅是表达一堆无用的东西？是给人活好自己，包容他人的信念，难道不是吗？

我理解得非常片面，因为改变他人不可能，于是只好选择至少可能的自省，而且以上说的是方法而非理想追求：当创意够主动时，创意决定资本的方向。哦，可能你会付出很多，却不会多赚一毛钱，但别为了那几毛钱而放弃。倒是完全被资本决定时，创意者的职业寿命将很快结束，并且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悲观者。

我的感触：请一定爱你的国家吧，否则你很快会连自己都不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