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黎胜 编剧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林黎胜，男，1969年7月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编剧、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代表作品：《海上嫁女记》《借枪》《老牛家的战争》《柳叶刀》《守望幸福》。个人荣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骏马奖最佳编剧奖（1997年），第十七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2011年）。
我是读历史出身，历史课程对于讲故事能力的专业训练激发了我对写故事的兴趣，所以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选择去北京电影学院读研，之后也写了一些历史剧，可以说历史这个专业对我从事编剧事业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我第一部独立编写的电视剧改编自林夕的小说《小的儿》。说来也是一种机缘，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招聘编剧的启事，要求改编小说《小的儿》，我就尝试着写了一个改编方案寄给了出版方。由于当时我还只是个电影理论的研究生，所以对录用没抱特别大的信心，但是出版方看了我的方案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我的改编想法也是极力支持，可以说他们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自信，所以至今想起这段往事我依旧心怀感激。
从那以后，我逐渐走上职业编剧这条路，从《守望幸福》《柳叶刀》《借枪》到《海上嫁女记》，一路走来，我越发感觉到剧作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剧本乃一剧之本。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讲好故事是最重要的，如果故事都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再优秀的导演，再精湛的演技也无法拯救这部影视剧。除此之外，好故事也需要有精彩的人物相配，写剧本就是在写人，写历史也是写历史中的人，假大空的人物早已被观众淘汰，编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人写到观众心坎里去。(https://www.daowen.com)
每写一部电视剧，与剧本有关的一切资料收集、调查研究、群众走访等都是我创作前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始终铭记，作为一个编剧，我需要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负责，对自己笔下的社会负责，甚至要对自己书写的那个时代负责。
当时写《借枪》这部剧，我也是看了很多天津的书，也到处去收集一些现代人的背景，对那个时候的历史、当时租界的状况、剧本中提到的一些战役，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说我对那段历史已经了然于心。对于剧中人物的塑造，我们也是做了很大的突破和改变。主人公熊阔海在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又没有资金，还要花钱购买鬼子的情报，我们通过把“钱”放大的方式，从另一个层面表达对烈士的一种态度，加入了一些现代人感同身受的东西，并且很多都是现代生活的影子，希望通过这个饿着肚子、潦倒落魄却油腔滑调的底层革命者让观众感受到旧时代的天津，感受到那段影响天津近百年的特殊历史。
但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原小说《借枪》的创意太特别，尤其小说中暗杀变明杀这条线，怎么让观众相信成为我们改编的一大难题。当时我和姜伟还有龙一老师对于改编事项也聊了很久，一直得不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局。我们想走朴实路线，让观众更容易接受，但是又不愿意变得太寡淡。考虑到《借枪》原著的内容就比较特别，所以最终我们也选择用比较特殊的方式进行改编，希望写出一部更写实的谍战剧，而不是类型化的谍战剧。
《借枪》的创作历程堪称艰辛，我在写到第4集刺杀加藤那几场戏的时候，冥思苦想，几乎整整一个月什么也没写出来，焦虑、烦躁，身体上也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现在想来，我觉得当时不是那几场戏把我困住了，而是整部剧的人物状态把我限制住了。电视剧在写到三四集的时候，人物独有的性格特征、独特的说话方式以及电视剧整体的质感就得呈现在观众面前，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最纠结、最难熬的。当时，我在北京后海，每天使劲琢磨那个年代这些人物该有的说话方式、聊天内容，直到熬过去这段时间，我才重新恢复到以往的创作速度。
有很多人评论说我们的故事不真实、特工娱乐化，但其实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从写戏的到拍戏的再到看戏的，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搞得清。站在对这段历史仔细研究过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的故事其实很严肃，而且一点也不娱乐化，我觉得一部分观众还是要纠正自己的历史观，不是忠实于自己对历史的认知，而是要进入剧中的历史环境和语境里，这样才会理解它。我不敢说《借枪》更真实，但它反映了另一种真实，它不是生活剧，也不是荒诞剧。
对于创作，我始终保持着一种热爱和投入的态度，作品不被理解对于编剧来说并不是稀奇的事，我做不到取悦每一个观众，但我依旧带着自己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从事这项行业。现在大部分人一说到情怀都会觉得是无稽之谈，但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恰恰因为丧失了这种情怀，所以大家才变得猎奇、娱乐，被物质蒙蔽自我。一个没有情怀、没有责任和担当的编剧不可能创作出贴近生活、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编剧的悲悯情怀要贯穿整个艺术创作的生涯，不论我们想向观众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编剧只有用悲悯情怀去关注、去感受，才能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厚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