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广顺 我为什么创作29集电视剧《记忆的证明》
徐广顺，男，1950年6月生，毕业于辽宁大学。编剧。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编剧。曾任辽宁广播电视台专业编剧，徐广顺影视剧工作室主任。发表影视、文学作品共计1000余万字，其中电视剧500余部（集）。代表作品：《囚犯的荣誉》《尊严》《荣誉》《记忆的证明》《功勋》。作品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欧亚（莫斯科）电视节最佳创作大奖等国内外奖项40余项。个人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2005年），第五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2007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抗战题材电视剧出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乱象。《人民日报》曾发文痛批抗战剧胡编乱造，认为“过度的传奇化、浪漫化与游戏化的创作倾向，降低了抗战题材电视剧应有的精神品质与艺术格调”。抗战题材电视剧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娱乐，还有其教育意义，至少应该让我们的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通过看电视剧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掌握应该掌握的知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事实上，许多年轻人对当年的那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都不是很了解。
我曾问过一些年轻人：“钓鱼岛是我们的，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是我们的吗？”回答：“不知道。”我又问：“日本的和平宪法为什么由七位美国人起草？”回答仍是不知道。
有关那场战争的诸多问题的确有相当多的人都说不清楚！
中国究竟是8年抗战，还是14年抗战？中国是在哪一年正式向日本宣战的？日本究竟是有条件投降还是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后，东京审判法庭为什么对战时的日本国家元首裕仁天皇免予起诉，并使其得以继续担任日本国家元首长达44年？为什么在中国进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实验的日本731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不在被告之列？中国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依据是什么？日本为什么不向中国做战争赔偿？远东审判真如日本政客所说的那样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吗？靖国神社究竟是什么？日本为什么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德国却无人敢质疑当年纳粹曾屠杀犹太人的罪行？
通过电视剧这个影响力最广泛的载体，“寓教于乐”，让我们的年轻人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娱乐至死”更有意义！(https://www.daowen.com)
1994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以真实事件为原型，创作了25集描写当年被关押在日本北海道的中国战俘暴动的电视剧《逃离北海道》。
这部电视剧中的主要人物萧汉生的原型名叫耿淳，原是国民党第15军64师上尉连长，被俘后被押往日本秋田县大馆市做劳工（创作该剧时，我将战俘、劳工的生存环境放到了北海道）。花冈矿山作为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铜矿在军需产业中地位很重要。花冈矿山的劳力基本都是中国战俘。中国战俘和劳工穿着单衣、草鞋，在冬天零摄氏度的河水里，做十五六个小时的苦役，吃的是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橡子面窝头。劳工大队长耿淳后来回忆说：窝头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有时一天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身边的难友经常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甚至，“人吃人”的惨剧也经常发生。更侮辱中国劳工的是，日本人将他们居住的破房以革命先驱孙中山命名，称为“中山寮”。笼罩在“亡国”“奴隶”的绝望之中，花冈的中国劳工没有倒下。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淳等人的领导下，他们打死日本监工，集体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参加暴动的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八路军战士、国民党军官、伪军士兵，更多的是普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人。在《花冈事件》一书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评价，花冈暴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次抗暴斗争是一次自杀性斗争。耿淳等暴动领导者事前约定，严禁暴动侵扰日本老百姓。在暴动过程中，他们还放过了两位好心的日本监工。暴动发生后，日本出动两万军警围捕。第二天，中国劳工全部牺牲或被俘。接下来，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上，血案继续上演。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反绑双手，跪在铺着尖利石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地跪了三天三夜。如果跪得不直就被毒打，甚至一些日本平民也向他们砸石头。最后，被强掳到花冈矿山的979名中国劳工中，418人惨死。领头的大队长耿淳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12人被判有期徒刑。后因日本投降，他们才幸免于难。
1994年，电视剧《逃离北海道》在开机前的剧本研讨会上，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这部剧若是放在10年、20年前无疑是个好作品，可是在战争结束已经50年的今天继续重复表现廉价的英雄主义，意义不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反思，我们的作品要更多地反思那场战争，以及用大量事实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篡改历史的行为。”于是，我立即废掉了已经准备开机的剧本，重新创作修改，而且一改就是10年。
在这10年间，我继续查阅资料，走访相关知情者，并调看中央电视台采访耿淳的视频。后来，我发现在以往的材料中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耿淳等人的战俘身份！而日本方面更是千方百计地淡化和模糊耿淳等人战俘的身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想进一步掩盖自己的罪行。《日内瓦公约》曾明确规定：“战争期间不得迫害战俘。”我在重新修改剧本的时候，不仅强化了耿淳等人的战俘身份，而且在剧中多次出现耿淳等人严厉斥责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情景，再现日军无视国际法准则的罪恶行径。原剧本写中国战俘和劳工是为了生存而暴动，在后来的修改中则更多地强调耿淳等人是为了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法准则罪行而决心逃回国。耿淳曾对自己的战友说：“哪怕有一个人活着回去，也要向全世界揭露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行！”
1995年，耿淳等多位花冈惨案的受害者起诉鹿岛公司，鹿岛公司最后拿出5亿日元“慰问金”。然而，耿淳发表声明，拒绝“慰问金”，没拿一分钱。他只要求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全世界承认当年他们在中国军人身上犯下的罪行。
当我们幼稚地把严肃的抗战题材“武侠化、偶像化和鬼子脸谱化”的时候，日本的右翼电影家们却在不断炮制着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影视作品，从50多年前炫耀武士道的影片《啊，海军》《神风特攻队》《山本五十六》，到20世纪末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自尊：命运的瞬间》，无一不是如此！
2004年，我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杨阳导演合作，在《逃离北海道》的基础上，推出了29集电视剧《记忆的证明》。该剧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受到业内专家及观众的好评。我将努力创作拍摄更多的像《记忆的证明》那样的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