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龄童 演成孙悟空，我一生无憾
六小龄童，本名章金莱，男，1959年4月生。中央电视台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西游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代表作品：《西游记》《猴娃》《大上海屋檐下》《连城诀》《吴承恩与西游记》《新燕子李三》。个人荣获第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1988年），第一届中国电影电视十大明星奖（1988年），第十二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1994年），中国电视剧辉煌30年最具影响力十大电视剧演员称号（2008年），德艺双馨终身成就奖（2015年），世界杰出名人榜终身成就奖（2015年），亚洲最杰出艺人终身成就奖（2016年），国剧盛典终身成就奖（2018年）。
当年《西游记》导演杨洁为了寻找孙悟空的合适人选，开始在北京找演员。她先后跟许多演猴戏的名家接触，但是终因艺术创作上的分歧而作罢。剧组主创人员认为，电视剧《西游记》不是戏曲，应该非常生活化，“忠于原著，慎于翻新”。为了寻找最合适的人选，导演杨洁费尽周折。
就在杨洁导演多方搜寻“孙悟空”无果时，突然有一个理想的人选跃入了杨洁导演的脑海——我的父亲“南猴王”六龄童。她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戏曲导演给父亲录过像。杨洁导演认为，如果父亲年轻20岁那么他就是孙悟空一角最佳的人选。
杨洁导演当即给我父亲打电话，经过一番寒暄，在说明事情原委之后杨洁导演问：“你家小六龄童还演戏吗？”这一问一下子勾起了父亲的伤心往事，但他没露声色，对杨洁导演说：“请你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在我这里找到合适的孙悟空人选。”
杨洁导演非常兴奋，立马说：“我明天就到你那里去！”她找得太久，很久没有人这么有信心地向她推荐人选了，何况这话又是“南猴王”说出来的。当晚，杨洁导演就买好了去绍兴的火车票。
1981年12月31日，刚刚从外地演出回来的我和父亲去绍兴火车站接站。
在火车站接到杨洁导演后，我们三人来到家里。杨洁导演迫不及待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小六龄童啊？”父亲顿时脸色黯然，说：“小六龄童是我的二儿子，很不幸，他在1966年就已经去世了。这是我的小儿子章金莱，现在在浙江昆剧团，请你看看他行不行。”
杨洁导演尽管以选演员善于沙里淘金而闻名，也相信这位“南猴王”是不会贸然推荐人的，但面对我还是感到有点意外——这么个文绉绉的孩子能演好叱咤风云的孙悟空吗？
她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让我即兴表演一下。我马上拿起一根棍子，表演了孙悟空的一些动作和喜怒哀乐的表情，她觉得还不错，说：“我现在能定下七成，最终要回去上报台领导，大家讨论决定。你们先做好准备，等着我的通知吧！”
在等待通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父亲对我进行“临阵磨枪”式的训练，他带我去公园里看猴子，给我讲解了孙悟空身上的人、神、猴三种属性如何融合在一起；讲解了他所演的36本绍剧《西游记》里连台本戏的故事。父亲还带我去拜访了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中国动画创始人、奠基人、艺术大师、动画片《大闹天宫》的导演万籁鸣先生，中国连环画鼻祖赵宏本先生，《三毛流浪记》的作者、著名漫画大师张乐平等艺术界的老前辈，从他们那里获取教益，汲取养分。
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前程十分迷茫。老实说，我对在电视上扮演美猴王孙悟空并没有任何把握。父亲每天清晨带着我练功，我忍不住便会把自己心中的困惑说给他听。父亲想了想，只对我说：“你能演好！”
我们正全力准备着能想到的一切，这时，杨洁导演让我“进京赶考”的电报也到了。
1982年2月2日傍晚，我们乘飞机来到了北京，住在煤市街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内一座三层小楼里。第二天上午，招待所的会议厅变成了考场，洪民生副台长、戴英禄、邹忆青、王希钟、荀皓、任凤坡等名家在座。上场之前，我非常紧张，父亲悄悄告诉我：“别紧张，平时怎么练就怎么演，我给你敲锣打鼓。”
现场没有锣鼓，父亲就用嘴“敲”出了锣鼓点。我就在这锣鼓声中渐入佳境，成功表演了《三借芭蕉扇》中的一折。
这时，杨洁导演突然出了个难题：让我在没有任何锣鼓伴奏的情况下，随意表演一个小品，这实际上是把我从戏曲表演的范畴推到影视表演的范畴。戏曲表演强调程式化，而影视表演则强调生活化。可在此之前，我对话剧和影视表演一无所知。于是我只好真的“随意”表演了猴子偷桃的动作，也许是太紧张，太“随意”了，我居然把桃子比作西瓜那么大，令在场的人忍俊不禁。演出结束后，杨洁导演让我们回房间休息，说他们要商量一下，等待结果。
虽然等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煎熬。因为我发现，在我那么长时间的准备中，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孙悟空这个角色，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演好他。但“考官”似乎没什么动静，我们越等越慌，越等越觉得没戏了。而父亲也提前为我们落选做过思想工作，说即使没有被选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导演和台长终于上楼了。我们急切地等待台长说出结果，可台长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跟我们拉家常。他对卸了妆的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说完又跟父亲谈了拍《西游记》的宏伟计划。话谈完了，台长等人转身要离去，我心想：“完了完了，他们来只是出于礼貌和安慰。”就在我感到失望和沮丧之时，台长突然转过头来，说：“哦，我们决定借调你来中央电视台拍戏，你们回去办手续吧！”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就播发了《西游记》剧组选定我演孙悟空的消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了自己的艺名“六小龄童”，因为我的二哥已经叫“小六龄童”，轮到我取艺名时，父亲只好把这四个字调了下顺序，叫我六小龄童。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别扭，甚至有影迷怀疑我姓“六小”，但时间久了，所有人又都觉得自然而然了。到北京后，导演首先安排我和演唐僧的汪粤去体验生活。(https://www.daowen.com)
孙悟空起初学道，后来成佛，道家和佛家在服装和举止上都不一样。为了熟悉角色，我先去法源寺剃头当了一段时间和尚，后来又去白云观穿上道服当了一段时间道士。另外，我观摩了当时在北京演出的一些猴戏，并专门去北京体育学院跟夏柏华教授学习武术。
到剧组后，我如饥似渴地捧起《西游记》原著，一点一滴地记下读书笔记，并到处搜集与《西游记》有关的正史、野史、学术研究著作等资料，了解唐玄奘和吴承恩的生平和事迹。凡是对理解剧情有帮助的文献，我都想方设法找来，仔细咀嚼。
我反复观看了中国台湾版《西游记》和日本版《西游记》，虽然这些电视剧对孙悟空的塑造有些地方让人啼笑皆非，但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他们的表演很生活化，这对我克服戏曲艺术的程式化表演很有帮助。
在不断的学习中，我形成了这样一个信念：我这个孙悟空应该是兼百家之长却又独立于百家之外的。数百年来，有关孙悟空的剧目层出不穷，可取材借鉴的内容太多、太丰富，因此，我觉得不能完全抛开戏曲去表演，只有巧妙地吸取、消化前人的成果，才能创造出崭新的电视剧六小龄童版孙悟空。
杨洁导演很支持我的想法，剧组两位副导演荀皓、任凤坡是中国京剧院很有成就的中年演员，对于北派猴王李少春、李万春等人的表演技艺十分熟悉。他们和我一块研究如何采用李少春演猴王的水袖、翎子等动作，以表现花果山上孙悟空的王者气度。此外，剧组的两位表演顾问董行佶和郑榕也给了我很多帮助。
要演活猴王，还有一个最好的老师和朋友，那就是真正的猴子。
每天案头工作做完后，我就去北京动物园的猴山，向我的“师父”猴子求教。我一见猴就走不动步，一瞧就是大半天，经常看着看着就乐出声来，惹得四周的人以为我脑子有问题。我把兜里好吃的都分发给众猴儿，并用照相机抓拍了猴子瞬间的动作，洗出照片，带回宿舍仔细品味。
后来，剧组干脆给我买了一只猴，这可把我乐坏了。
1982年7月初，《西游记》正式在江苏扬州开机，我们首先拍摄试集《除妖乌鸡国》，因为这一集中囊括了整部《西游记》所有可能遇到的镜头，包括高山深谷、水中龙宫、天宫、地府、人间，而且师徒四人都有戏，所以剧组希望通过试集让主演找准人物刻画的表演和感觉，也听听观众的意见。
然而，试集播出后，观众反应并不理想。导演杨洁认为，我演的孙悟空像个猎户，我觉得自己演得像个大猩猩。
当时，我面对的可谓是“批评与责难齐飞，冷嘲共热讽一色”。
面对各方的批评，我感到异常疲惫和苦闷。说实话，刚被选定扮演孙悟空的时候，我内心难免有种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信，觉得一切非我莫属，但是失败的试集彻底刹了我的“威风”，我才发现哪有那么容易，困难远比我预想的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出门。我当时最担心的，是怕杨洁导演会把我换下去。
幸运的是，杨洁导演一直非常信任我。关键时刻，我的哥哥章金跃从家里寄来一封信，全家人给我提了三点建议：一是把握好孙悟空是人、神、猴三者融为一体的特点；二是我演的孙悟空生活化太重；三是希望我多吸收各派猴戏的长处，努力探索和创新。
一些电视观众也纷纷给我写信，鼓励我演好孙悟空。夏衍先生还专门写了“愿在荧光屏上大显神通”的题词给我。
亲朋和观众的信任和鼓励让我重燃斗志。
“当你演成美猴王孙悟空的那一天，就能看到我了。”一想起二哥的话我实在无法放弃。要是不把握这次机会，我一定会遗憾终生！
我一定要演好孙悟空，哪怕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也在所不惜！
1988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播出《西游记》前25集，几集播完，便引发巨大轰动。
因为演成了孙悟空，我一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