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怡 《上海屋檐下》的激情遭遇
秦怡，女，1922年2月生。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曾任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剧艺社演员，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副团长。代表作品：《上海屋檐下》《我是一片云》《母仪天下》《等到胜利那一天》《心术》。个人荣获第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1983年），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2008年），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2008年），第二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9年），第十一届中美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5年）。
那一年，我们决定把《上海屋檐下》搬上荧屏。
这部夏衍的名著，说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陪都重庆回到上海的青年匡复，面临家庭分裂，在痛苦中徘徊的故事。这是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优秀剧作，我扮演的角色就是匡复的夫人杨彩玉。这个故事是夏衍先生依据他的许多朋友在抗战中悲欢离合的故事而写的。
剧本说的是：被捕入狱八年的匡复被释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来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却得知妻子已与志成同居，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于是，三个人都陷入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之中。彩玉想和匡复追寻过去的幸福，但林志成负疚欲走时，两人八年患难与共之情，又突然迸发，难以分手。匡复理解，原谅了他们，在孩子们向上精神的启发下，克服了自己一时的软弱和伤感，留言出走。全剧除了这条主要情节线外，还有几组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生活中的事，竟和剧作同样揪心。
1939年秋，赵丹告别了妻子叶露茜来到新疆，准备在那里开辟新的进步戏剧事业，不料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2月，传说赵丹被盛世才枪杀，叶露茜痛不欲生，并打算以身殉夫。在友人的多方劝阻下，考虑到赵丹的两个孩子，叶露茜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随后，叶露茜为了孩子的生活，与赵丹的好友、剧作家杜宣结婚。1945年清明节后，赵丹从新疆突然逃回了重庆。此时，叶露茜已怀上了杜宣的孩子，她对赵丹说：“我已经毁了一个家庭，我不能再毁另一个。”两人就此彻底分手。赵丹没有埋怨叶露茜，只说了一句话：“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
赵丹面临着人生尴尬的抉择，在当时艰苦环境下，杜宣能够收留他的妻子和儿女，本来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莫大的帮助。可是，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的老婆结了婚，现既不能逼着他们分开，又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赵丹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拍电影的工作当中，想抛去这一切烦恼。(https://www.daowen.com)
其实，赵丹的故事是1945年后才形成的家庭悲剧，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夏公在1939年的时候就写出了这部戏。有人说，这部戏是为赵丹写的。其实不对，夏公写的那个时候，赵丹的事情还没发生。这就说明，八年离乱里，多少人、多少家庭经历了这种凄惨的悲欢离合！
夏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它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我拍这部电视剧，也就是觉得我熟悉这一切：在重庆，我了解这些人物，回到上海以后，我和阿丹（赵丹的昵称）有过多次合作，阿丹是我大哥，他教我做人，教我演戏，同时我从他身上也得知了他当年生活的无奈。所以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好比昨天发生的故事。我决定，把这部戏搬上荧屏并扮演杨彩玉这个角色。因为我的年龄问题（当时我60岁出头了），有人劝我放弃这个角色，因在舞台上，能够用油彩抹盖和肢体语言来代替逝去的岁月，可是电视上近景出现的时候，细细的皱纹和已经远去的韶华也让我觉得很棘手。但是我觉得，阿丹已经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在1980年10月10日深秋，那个枫叶红了的时候，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一辈子想演很多角色，如周总理、鲁迅、闻一多、李白，但都没演成。他曾经说，演不了他们，我就演自己吧，演《上海屋檐下》，我就是匡复啊！但是他也没演成……这是很遗憾的事。作为阿丹事业上的小妹，我一直想，如果阿丹活着，我就和他演，可是他不在了……于是，我就请了他的徒弟康泰，还有一些当年和阿丹一起生活过、工作过的朋友们一起来拍这部戏。
当时拍的时候，也是捏一把汗。虽然我是上海影视公司董事长，但我是演员出身，管理是交给别人的，当然，最后拍板还是由我决定。这个戏拍出来有没有观众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收视率高不高？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收视率，赞助单位会怎么看？我们过去拍戏不像现在走市场，要通过拉赞助来解决经费，现在的电视剧靠卖给电视台去折换广告，而我们当时就在片尾给别人登一个鸣谢名单，或者与某一单位联合拍摄。其实，我也是在电视剧领域里最早吃螃蟹的人，很早就下海了，说是下海还不如说是一种尝试。因为我觉得演员很被动，加上我当时生活得也很累。金焰长期卧病，他是我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丈夫，尽管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磕磕碰碰，但一直是相濡以沫的。我的儿子金捷又因为在少年时生病并且被误诊，留下后遗症，孩子那么大了，智力永远停留在八岁左右，时不时还有家暴发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捂着自己的脸说：“小弟，你打妈妈的背，不要打妈妈的脸，妈妈要演戏呢！”家庭生活的压力，使我决定更要用工作来充填痛苦。同事们劝我，当演员多少是被动的，还是搞个影视公司吧。那个时候下海热，很多艺术家和明星纷纷创办影视公司，或者去当制片人，像我的好朋友李纬、张莺，他们拍电视剧当制片早就做得红火了，我也忍不住加入制作大军，成立了公司。其实，那时上片子的时候也非常困难，而且片子出来要有人看。我想，人家出钱支持你，不能让人家吃亏了。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愧对别人，人家赞助了我们电视剧，我们不能拍完了就扔进仓库。所以，我就挑了夏衍大师的本子。
很多人劝我说，《上海屋檐下》的故事是几十年前的三幕话剧，也没有特别的激情，拍出来之后年轻人不喜欢怎么办？可是我觉得，电视剧可以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惊心动魄的故事，但这部剧是对痛苦往事的诉说以及撕心裂肺的情感，只要各个部门到位，我想不出精品，也要出优良作品啊！于是我顶着压力，带着同事们开拍这部作品。
拍戏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有些发福了，而抗战岁月都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哪有多少胖子？我首先决定要减肥，毕竟60岁的人了，言谈举止、行动步伐都出现了一些老态，要让自己的状态回到年轻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戏中的杨彩玉是一个年轻人，为此我要下功夫，塑造出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在这个30多岁角色的扮演上，我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当时王丹凤同志和项堃同志拍了一部电影，叫《玉色蝴蝶》，谢芳同志和康泰同志拍了一部电影叫《第二次握手》，当时报刊上批评他们老演少，我想我这戏出来会不会被骂？我就和导演商量，尽量少出脸部特写镜头，反打的时候出别的演员特写和近景，而我以中景为主，要特写的时候，以我的手端茶、倒水，甚至点烟等来代替脸部表情。比如，一个划洋火的镜头，可以拍手在颤抖着，通过这种方法表现心理。结果，这种处理，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想说，这些都是从生活中观察得来的。当年赵丹同志回到上海，看到自己的妻子与别人组成家庭，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抽烟的时候，阿丹的手抖得厉害啊！而我见到小叶的时候，小叶的痛苦比赵丹多十倍。她面临着和自己生了一儿一女的丈夫，还有现在对自己恩爱无比的丈夫，她无法去选择，小叶的一举一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决定把生活当中的小叶套在我身上，搬上荧屏。
最近，我反复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国作协第九次、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特别是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和文艺方面的讲话，我非常钦佩总书记的真知灼见和高屋建瓴的论断，就像当年毛主席所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我们如果没有生活，就创造不出来深入人心的作品。总书记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如果当年我没有深入了解生活，不是熟悉《上海屋檐下》的那一切，我怎么会有在屏幕上的激情遭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