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强 角色牵引着我攀登艺术高峰

唐国强 角色牵引着我攀登 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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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国强,男,1952年5月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演员、导演、制片人、行会管理者。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会长,中国电影表演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三国演义》《雍正王朝》《延安颂》《东方》《长征》《解放》。个人荣获3次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男演员奖,第二十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2001年),第二十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导演奖(2002年),第二十二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导演奖(2003年),第二十二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表演艺术成就奖(2004年)。

我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子承父业,似乎是理所当然。但由于历史原因,我选择做演员,对我来说,当初进入这个行业完全是意外。在与父亲的谈判中,我找到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当演员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父亲沉默了……而后来,我才进一步认识到,演员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职业可以退休,而事业将会伴随着你一生。

成熟比成功难。

我的演员事业开始于五年的话剧舞台生涯,这五年的磨砺,使我在1974年的全国调演中崭露头角,之后便被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处女作《南海风云》,吃尽苦头,也尝到了甜头,而我的作品中第一次真正给观众留下记忆的则是《小花》。现在想来,这个角色的成功还是要归功于导演和摄影的艺术修养、探索和追求,而那时我的表演则是被动的。

随着日本电影《追捕》的热映,高仓健的冷峻横扫影坛,而同期播映我主演的《孔雀公主》却成了口诛笔伐的靶子,一时间“奶油小生”的讥讽之声扑面而来,使我陷入事业的困境之中。

我感谢谢晋导演力排众议,启用我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扮演男主角赵蒙生,这是我从影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内心复杂、前后变化、反差极大(有人称为裂变)且又不讨巧的高干子弟角色。谢晋导演在全组动员大会上说我是“背水一战”,这一下把我“逼上了梁山”。有压力就有动力,赵蒙生这个角色使我完成了演员生涯中的第一个飞跃,从那时起,我的表演逐渐进入了自觉创作的阶段。回首那一段的潜心创作,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颇有感慨:成熟比成功难。

塑造历史人物是对演员的挑战,也是一种养育和牵引。

命运很眷顾我,步入中年的我有幸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扮演诸葛亮。诸葛亮是一个人人心中有又人人心中无的传奇人物,可谓“千古凌霄一羽毛”。探寻人物的思维、行为和逻辑,首先要明确角色的最高任务:“为王者师”。我感谢王扶林导演和张绍林导演对我的信任,使我能够走街亭,谒隆中,凭吊五丈原,感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把握诸葛亮命运的前后落差。终于,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丞相楷模诸葛亮出现了。我更喜爱晚年的诸葛亮,因为我悟到了他的孤独。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我的印象里,《雍正王朝》是第一部正面塑造“励精图治,锐意革新”的封建皇帝的戏,在“当家难”的反复咏叹中,使观众从不同层面上有所感悟,正所谓“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心中块垒”。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二月河先生的文学作品,刘和平先生的成功改编,以及胡玫、张黎、池小宁为首的创作团队。当然,这个角色也让我在艺术创作上有所升华,让我在人物总体和人物刻画上注意到很多细节(戏在于细)。注重分寸,悟出表演要善于留“白”,我仔细揣摩,准备出几套处理方案,力争“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人物设计上把握住雍正的“孤独感”——“合于天而畸于人”的孤独,“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毋庸置疑,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是横贯古今中外的一代伟人,我能在40余部影视作品中饰演他老人家,是荣幸,也是使命!我在外形上确与毛主席有一定的差距,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神似”的追求,毛主席的艺术形象恰在“似与不似”之间。感谢电视剧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毛主席的艺术形象逐渐融于观众的心中。若能有一部站在更高层次上刻画毛主席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大诗人、大书法家、物理学家(1977年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根据毛泽东曾发表的有关“基本粒子”的论述,将构成物质的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的文艺作品,这是巨大而丰厚的人类历史的丰碑和精神财富。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这样的作品出现。

通过这些我曾饰演的角色,通过饰演这些角色我所走过的不断研磨表演、不断探究历史片段、不断从角色中感悟的过程,我觉得真正的表演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是一个人积累生活、积累知识、积累阅历过程后用心诠释角色的一种体现。这些不能单单以一种方式去“学”来。而这一切当中,文化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文化的积累,胸无点墨,何来书卷气?所谓人物特有的“气质”不是“演”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这就是“功夫在诗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