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怡　我与儿童电视剧

诸葛怡　我与儿童电视剧

诸葛怡，女，1948年3月—2015年11月。编剧。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娃娃艺术团编导，北京儿童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儿童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会理事。代表作品：《小龙人》《太阳有七种颜色》《紫禁城里的大学生》《好爸爸坏爸爸》《师魂》。作品荣获第七、九、十三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儿童电视连续剧一等奖，第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十五届保加利亚国际电视联欢节创作奖。个人荣获第九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1989年）。

我是诸葛亮后裔，第五十一代。从小天性文静善良，热爱文学写作，最喜欢看的文学作品是《西游记》。那时，我就在想：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创作出这样老少皆宜且充满想象力的文学经典。

在1983年，我遇到了人生中的一次转折，那就是以幼儿园老师陪同的身份，参加了儿童电影《候补队员》的拍摄。此后，我便开始进入影视剧的创作。

当时我的任务是照顾电影中主演的日常起居。在跟组的过程中，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电影剧本。我对导演说：“原来剧本是这样写的，其实也不难嘛。”其实我的本意是在感叹，那昔日遥不可及、无缘接触的领域，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可是这句话，听起来却很像大话。于是导演无意回应了一句：“不难？有本事你写一个？我看看？”

“写就写！”就是这句没有深思熟虑的戏言，使得我接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影视任务。

一结束拍摄任务，我便开始着手创作。之后是一段非常辛劳的岁月，我要一面完成好幼儿园的本职工作，还要一面在业余时间里创作。幸好，我有一个在空政话剧团的姐姐——诸葛鑫，她的专业创作功底非常深厚。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姐妹联手，以最快的速度合力创作出了《太阳有七种颜色》。(https://www.daowen.com)

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获得了潇湘电影制片厂的极大重视。于是潇湘电影厂领导，专门邀请了我们去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探讨和修改剧本。经过七次认真地修改文学剧本，这部剧终于大获成功，并获得多个奖项。

自此以后，我开始了影视剧的编剧生涯。不过，我创作的儿童剧《好爸爸坏爸爸》一直在我心里留有遗憾。

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的校长，早在1985年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教育就像打元宵馅的模子，各种原料不论是核桃仁、红小豆，还是冰糖，都要磨碎了放进模子里拍，拍成一样大小、一样内容、一样坚硬度的方块一齐送出车间。从此，人们再也看不到他原有的质地了。”我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同样也有这种逃脱不了的模式。比如，在电视剧《好爸爸坏爸爸》中，主人公点儿和爸爸我很喜欢，但我塑造的老师形象就模式化了，一个是勤勤恳恳、既懂儿童心理又耐心的老教师，另一个是既没经验又没耐心的年轻老师。当此片播出时我追悔莫及，一看到老师戏的时候心里一股难受劲儿真不知往哪儿使。可在我写本子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拐上了我所习惯的路，而孩子们却不同。有一次我问他们，你们长大以后做什么？有什么理想？一个孩子出乎我意料地说：“我长大了要去卖冰棍！”还有一个孩子说：“我长大了要去卖汽车票！”这样的回答使我发笑也使我思索。这种回答是他内心的需要。一个孩子他的喜好就是吃冰棍，而那装满冰棍的箱子就是他的向往，就是他的要求。因为他有童心，所以真实。而我们呢？难道我喜欢那种刻刻板板、领口永远扣得整整齐齐、永远不会发火不会出错的老师吗？不，但为什么我又总把自己不喜欢的模式用极自然的方式拿出来呢？当然，在我的孩子们当中也有说长大要当科学家，要当教授、音乐家的，然而他们又理解多少呢？但可悲的是，他们也同样置身于中国式教育的大潮之中，只是这大潮还没来得及把他们身上的零碎全部冲光。

在《好爸爸坏爸爸》的遗憾之后我进入了《师魂》创作，因为有了教训之后我便比较冷静了。首先我先剖析了自己，我不愿当老师，更不愿当幼儿园的老师，这似乎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为什么一到具体问题，我便立刻会想到孩子？这种矛盾的心理，不正是目前许许多多老师心态的反照。我天天教育孩子们不要说谎，那么我的作品中首先要追求真实，绝不能用愿望中的老师去代替生活中的老师。我又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把得来的素材进行尽可能最真实的处理。主人公范少波出现了，但范少波的出现却不能被认可，其原因就是他太不拘小节，太不像老师了。剧本几经周折，一搁就是三年。我还不如一个孩子，孩子会因为去够墙上的画而搬板凳，以至于跌得头破血流，而我却不能像他们那样为了追求而变得单纯些。人们一直在叫喊，不要用一种模式把自己框起来，可往往是站在框里却看着框外的不正常。

《师魂》一步一个坎，但终于诞生了，尽管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遗憾，但范少波不再是偶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的人。

（根据家属诸葛鑫提供诸葛怡相关资料整理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