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的佛光
开窟造像是佛教徒膜拜佛陀的重要形式。位于今天洛阳市洛龙区伊河两岸的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此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规模盛大。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主持开凿了龙门石窟的第一窟古阳洞，该窟气势壮观，在众窟中独领风骚。古阳洞造像精美，侍奉传统的一佛二菩萨造像，主佛为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各侍两边，端庄典雅。此后，宣武帝又主持开凿了宾阳洞，分为南、北、中三洞，工程浩大，其中一些造像一直到隋唐时期才完成。宾阳洞经过严格规划而成，透露出盛大的皇家气象，佛像衣着厚重，花纹密集，不像以往的偏袒右肩式的袈裟，而是身穿宽袍大袖的袈裟，是北魏石窟汉化的造像体现。龙门石窟不仅是自北魏以来佛教空前昌盛的缩影，也成为当时洛阳佛门弟子顶礼膜拜的重要道场，深深影响了少年玄奘的成长。少年玄奘在白马寺和龙门石窟的佛光之下，日渐成长。
龙门石窟
隋唐之际，由于中原战乱，加之天灾不断，龙门石窟的建造一度陷入沉寂。笃信佛法的玄奘在饱经蹂躏的中原地区仍然不遗余力地追求释迦之道。唐武德元年（618），玄奘兄弟二人经子午谷来到成都，成都远离中原战乱，民众富足，成为全国高僧大德荟萃之地，一时佛法昌盛。兄弟二人在这里勤学苦读，两三年间，已然究通诸部。武德五年（622），玄奘受具足戒，待经律学完之后，到荆州、相州、赵州一带讲经说法，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正如敬播在《大唐西域记》序中赞曰：“法师幼渐法门，慨祇园之莫履；长怀真迹，仰鹿野而翘心。”[5]
后来，玄奘从成都返回长安，这个时候的玄奘佛学天赋尽显。在与诸位高僧辩论交流的过程中，玄奘认真研习诸师的学说义理后发现大家各执一词，令他心生疑惑，不知所以。一个西行取经的宏愿在玄奘心中萌生了，其中《瑜伽师地论》正是解开迷惑的重要经典。历代西行求法的圣贤给了玄奘莫大的鼓舞。“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6]于是，玄奘联合一些僧侣，陈表朝廷，希望朝廷能给予通关文牒，以便西行求法。然而此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刚刚经过“玄武门事变”取得皇位，天下未稳，加之突厥时有侵犯，边境戒严，民众不得出关，所以玄奘的上表，得到的答复是“有诏不许”。
在停留中原内地和去往印度的选择上，玄奘颇费思量。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北魏时仅洛阳永明寺就接待“百国沙门三千余人”。从天竺远道而来的高僧层出不穷，北凉的昙无谶、南朝的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等，以及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鸠摩罗什等。有东来的，自然就有西去的。不畏路途险阻、毅然西行的东晋时期的法显，南北朝时期的智猛、昙纂，北魏时期的惠生、宋云等人，他们的事迹对玄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事业发展蔚为壮观，但在玄奘看来，佛经在丝绸之路上经过多次流传、转译，中原所能接触到的佛经译本，已经与原作义理有着较大的差异。以《金刚般若经》为例，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唐时已经流传了数百年，在玄奘看来，只是“能读而已”。后来他向太宗呈上的是《能断金刚般若经》，严格按照梵文的字句处理，对于鸠摩罗什别出心裁的翻译并不完全赞同。
西安开远门遗址丝绸之路群雕
此外，佛教至初唐时已经产生了很多派别，各有所宗，争论不休。玄奘20余年间如饥似渴地学习佛经，博采众长，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学知识体系，他试图在浩荡的佛教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此时“结侣陈表”的玄奘，在取得朝廷资助的希望破灭后，又重燃起私往天竺的念头。当时的朝廷局势，在客观上不允许大量的民众外流；李世民新稳定的国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以巩固，加之当时突厥未定，边境极度不安全。但不幸与幸运同时降临，贞观元年（627），“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7]，于是，玄奘混在其中走出了长安城。他在四散奔逃的流民中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开远门，随后决然地向西走去。
【注释】
[1]（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5-3026页。
[2]（唐）智昇编，富世平点校：《开元释教录》卷一，中华书局，2018年，第5页。
[3]（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06页。
[4]（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5-6页。
[5]（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0页。
[6]（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0页。
[7]（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