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千佛洞被遗忘的传奇
千年之前的玄奘是否到过千佛洞，我们并无定论，但千年之后来到敦煌的考察队，其中有不少人完全不知道西千佛洞的存在。名扬四海的莫高窟，掩盖了榆林窟、西千佛洞等莫高窟艺术组成部分的身影，默默无闻的西千佛洞，很多时候只是作为参观莫高窟的“替补”，吸引着为数不多的目光。两座石窟的区别在于，莫高窟内一个完整的洞窟，修建的时间和状况十分明确，而西千佛洞许多经过后期重修，时间跨越很大，并且经过后期再创作之后就失去了早期壁画的原生风格。莫高窟相对于西千佛洞而言，距离都邑较近，当年玄奘经过沙州时，或许也是与随行的商旅僧众在西千佛洞短暂停留，随即赶往莫高窟附近靠近城邑之地寻觅住所。
考察西千佛洞
几个世纪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在这里短暂停留，当他们在西千佛洞绘制壁画的时候很有可能未完成就匆匆离开了。而后来者不会像莫高窟那样精细地用泥层覆盖原始壁画，只用白色石灰抹掉原始壁画，在白色的底色进行创作，因此许多壁画的底色是白色的，这也是与莫高窟壁画不同的特点之一。西千佛洞壁画成形时间复杂，往往一个洞窟中一边的壁画是唐代的，而另外一边又是其他朝代的。由于缺少碑文和题记的帮助，因此专家对西千佛洞中的壁画的时间和内容的看法不统一。至今这里许多洞窟没能开放，其中埋藏了太多未解之谜。
我们在西千佛洞第16窟中看到西夏时期的壁画。但与榆林窟比较，这里绘制的形象和色彩比较单一，因此有可能是西夏时期当地汉人所画而非西夏本族人的作品。壁画上画有回鹘供养人像。西夏王李元昊于1028—1036年先后击败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占有河西之后，除一部分回鹘人逃奔高昌回鹘汗国，绝大部分回鹘人留居河西，成为西夏王朝的国民。回鹘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民族，对西夏王朝的文化影响很大。回鹘人华丽多彩的衣冠服饰也对西夏服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西夏供养人像和回鹘供养人像的造型打扮类似，两者很难区分。但通过与高昌回鹘时期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作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者供养人的形象是相通的，因此可以判定此处壁画上的供养人是回鹘供养人。画面上人物戴着桃形尖顶高冠，冠后垂绶带，身穿圆领窄袖开衩长袍，供养方式为拈花供养。壁画中袍上团龙的人物身后有人为其撑华盖，佛教石窟中华盖和袍上的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可以判定这是个回鹘王的形象。对面画的是他的回鹘王妃，身穿通裾大褥，可见身份高贵。
第4、5窟与莫高窟许多唐代洞窟一样，窟顶为覆斗形。覆斗形窟顶一方面起到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拉伸空间。因此虽然洞窟面积不大但入室参观的人却感觉不到狭促。窟顶上方的壁画是唐代的原作，其他很多壁画毁于地震，但四周墙壁上的壁画是后期重新绘画的，人物形象非常清晰，就整体情况来看，应该是跨越了许多朝代。窟内佛龛中的塑像也是后期修复过的，但重修时间尚不明确。由于早期营建没有留下任何碑文记载或供养人题记，因此专家只能根据这些壁画的艺术风格确定大致朝代。
第18洞窟创建于中唐吐蕃管辖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失守，吐蕃管辖此地长达68年之久，直到大中二年（848）张议潮收复瓜沙11州。该窟窟顶为覆斗形，层层叠叠有七层之多，古代工匠为了追求立体感，由里向外凿出坡度，还会绘出台阶状来增加立体感。
最精彩的是南北两壁的经变画，也是西千佛洞唯一能看到的保存比较完好的经变画，其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是唐代常见的壁画内容。在经变画的两侧，以对称的形式分别画着《未生怨》和《十六观》，均为《观无量寿佛经》中的内容。《未生怨》讲的是一个佛教的因缘故事。印度摩揭陀国国王频婆裟罗的儿子阿阇世，成年后发动政变，篡位成功，并将国王囚禁。王后只能每天在自己的身体上涂满食物，在探望丈夫时给他以此维持他的生命。第8天时太子发现国王仍然健在，大怒之下将国王斩首。王后痛苦万分，向佛求解，佛祖便将太子的前生告诉了她。原来他们夫妻俩结婚多年没能有孩子，整日苦恼，占相的说，山中有一位修行的人，他死以后就会投胎成为他们的儿子，国王盼子心切，就派人去断绝了修行人的粮食，修行人被活活饿死了，后来修行人转世变成了白兔，国王紧接着派人捉来白兔，用铁钉将白兔活活钉死。王后终于怀了孕，生下了王子，取名叫阿阇世。在太子出生前，他的父亲和母亲就已经将他错杀了两次，今生的他就是来报怨的，因此取名《未生怨》，意为“未出生便结下的怨恨”。故事发展到《十六观》，画面中太子的母亲修观，即观世间所有的万象万物，从中悟出佛教中的真理，以到达佛国的彼岸。
当玄奘沉浸在沙州精美的壁画中体悟修道的真理时，朝廷信使的到来令他欢欣鼓舞，身在洛阳准备辽东战役的太宗，并没有为难一位偷渡出国的僧人，反而觉得玄奘是难得的人才，并派房玄龄在长安迎接玄奘。玄奘听闻消息后即刻动身，匆忙东返，东归的路不再漫长。
【注释】
[1]谢彬著，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2]孟凡人：《伊循屯田与伊循城的方位》，《新疆考古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151页。
[3]［日］羽田亨：《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に就いて》，《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历史篇》，东洋史研究会，1958年，第592页。
[4]［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81页。
[5]［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2页。
[6]［英］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0页。
[7]［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82页。
[8]李正宇：《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9]段文杰：《飞天在人间》，《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
[10]［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