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与大、小乘佛教之辩
玄奘在焉耆时对小乘佛教僧徒“食杂三净”的场面已经甚为惊讶，在龟兹时更是发现大小乘佛教之争愈演愈烈。代表着中原大乘佛教文化的玄奘，对小乘佛教戒律的抵触与反感已经无法克制，一场关于佛教义理的辩论一触即发。
大、小乘佛教的戒律之分
从今天新疆地区发现的一系列佛教石窟来看，佛教传入中国时，“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22]。一般来讲，环塔里木地区北道主要为小乘佛教的分布地，而南道则主要为大乘佛教的分布地。
龟兹正是处于塔里木盆地北道要冲，魏晋至隋唐时期，佛教成为主流并对当地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对龟兹宗教的选择，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苏北海《丝绸之路龟兹研究》一书言辞颇为犀利：“反观龟兹统治者，尽管他们曾先后信奉过萨满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为什么独尊佛教？显然最适合于他们兜售廉价去天国的入场券，愚弄群众；又易于狼狈为奸，利用东西畅通的丝绸道，大量积聚财富，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物质欲望和腐朽生活；还能煽动群众为他卖命，不断扩充势力范围，为所欲为地进行称霸活动。”[23]
玄奘到达龟兹时，该地小乘佛教氛围异常浓厚，其所拥有的100余所寺院和5000余名僧徒都在学习小乘佛教。佛教最初传到西域时多为小乘说一切有部和禅定，龟兹的经律教义也直接采用印度的梵文经典，与焉耆僧徒一样“食杂三净”，这些在玄奘看来，他们还停留在佛学的粗浅阶段。
大、小乘佛教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玄奘在焉耆国时，便有许多困惑，“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到了龟兹，“王请过宫备陈供养，而食有三净，法师不受，王深怪。法师报：‘此渐教所开，而玄奘所学者大乘不尔也。’受余别食”。玄奘对小乘佛教食“三净肉”的习惯有些尴尬，甚至反感，从而不得不主动要求其他饭食，维护大乘佛教的教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宋云所见于阗国附近的“朱驹波国”，“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人民山居，五谷甚丰，食则面麦，不立屠煞。食肉者，以自死肉。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婆罗门同。其国疆界可五日行遍”[24]，这种食“自死肉”的风俗很有可能就是受小乘佛教食“三净肉”的影响。20世纪初，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新罗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慧超传》），在慧超的记载中，“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有两所汉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除了食肉的区别，属于“五辛”之一的“葱韭”也是大乘佛教所忌讳的食物。
除了饮食习惯等戒律的不同，大乘与小乘在教义上也有较大区别。在铃木大拙的《大乘佛教概说》中将大乘解释为“大的救度工具”，小乘则为“小的救度工具”，大乘佛教盛行于中国、韩国、日本，小乘佛教流行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以及中国云南一带，这两种分布趋势也使得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分别称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小乘佛教注重个人苦修，“龟兹僧侣须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十诵律》出家修行，僧侣每三月需易寺屋，初出家者不准独自住宿。比丘尼也是三月一易房，需三大尼才能出行，许多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不畏道远，长途跋涉来龟兹，削发为尼，修习佛法，可见当时龟兹在西域佛教界的地位。每个人初入佛门，须跟随本师学习佛教基本常识，背诵入门要籍数十万言的经、律、论佛经，才能剃度，成为僧侣，然后才准告别本师，离开本寺到外地游学，弘扬佛法”[25]。
龟兹辩经与中原佛教的回流
进入龟兹国之前，玄奘或许就听闻了当地一位名为木叉毱多的高僧。木叉毱多是龟兹的佛教领袖，亦是龟兹小乘佛教的代表人物。一生奉持大乘佛教的玄奘，与木叉毱多的相遇预示着一场辩经活动在所难免。玄奘与木叉毱多的精彩辩经过程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此次辩论是玄奘主动要求的，在信奉小乘佛教的龟兹国，他深知自己是十分有必要与木叉毱多进行一番“较量”。当时，玄奘才入城，各位高僧都起身问候，又有一僧持鲜花来奉，玄奘至佛前散花，之后，“就木叉毱多下坐”，木叉毱多独处领袖地位的情势被玄奘看在眼里。玄奘用完斋饭，前往木叉毱多所在的寺院阿奢理儿寺，这里就是《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阿奢理腻伽蓝”。木叉毱多“理识闲敏，彼所宗归，游学印度二十余载”，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龟兹国声名远播，得到了国王和臣民的尊重，时人称他为“独步”。但木叉毱多并未将这位年轻的僧人作为对手，也不讲法，只是说道：“龟兹国有《杂心经》《俱舍论》《毗婆沙》等经论，你学这些就够了，不要再去印度受尽艰苦了。”木叉毱多的话很有内涵，他认为，其一，玄奘学识不够，可以先从最基础的开始，龟兹都有的经典就足够了；其二，玄奘是到不了印度的，一路受尽艰苦，没有超常的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其三，木叉毱多也在掩饰自己的弱势，而这个弱势就在于印度，木叉毱多对于印度的经典并未完全掌握通透。玄奘也没有寒暄，直截了当，询问是否有《瑜伽师地论》。信奉小乘佛教的木叉毱多对于大乘佛教的经典似乎并不了解，或者并未重视，他说：“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木叉毱多的回答引起了玄奘的反感，从起先的尊重转为鄙视，并“视之犹土”。玄奘很不客气，回答说：“法师所说的这些经书，我国已有，但‘恨其理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我不得不寻找大乘佛教的《瑜伽师地论》，且《瑜伽师地论》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讲，法师谓之邪书，当真是不惧怕无间地狱。”木叉毱多没有继续纠缠，回到小乘佛教的经典，询问玄奘道：“《毗婆沙》等一些经典你尚未通透，又怎能说它不是究竟说呢？”玄奘问：“法师是否都解？”对方答曰尽皆知。然而，当玄奘引《俱舍论》一段文字发问时，木叉毱多竟不知所云，脸色遂变，要求询问别处，玄奘又引一段，木叉毱多竟回答论著并无这样的说法。木叉毱多的情绪变动和神色已经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弱势，当时，龟兹王叔智月旁听，很较真地将玄奘所引的文字在经书中找出，木叉毱多更是无地自容，“极惭”，推脱为“老忘耳”。
输掉辩论的木叉毱多或许并不服气，玄奘滞留龟兹时再次找他论经时，他不再傲然踞坐，而是站立或者干脆避开。他常常对别人说，那位支那僧不好应对，他若前往印度，那里的年轻人中，也未必有像他这样的人啊。木叉毱多的态度也由最初的傲慢转为敬畏。玄奘离开龟兹时，龟兹王给予力夫、驼马，并亲率僧侣等人倾城出送。
多年之后，玄奘回忆当时与木叉毱多辩论的场景时，感慨龟兹国“洁清耽玩，人以功竞”。玄奘与木叉毱多所论的，正是大乘与小乘的差别。今人观之，小乘与大乘之争的关键其实在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成佛。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提出任何人只要服从他的教导，并通过累世修行、艰苦努力就能成佛，其中一些过于严苛的步骤和途径令一些人望而却步，限制了佛教扩大门庭、广收弟子的范围。而大乘是针对小乘过于清苦以及严格的戒律应运而生的。苏北海《丝绸之路龟兹研究》指出：“因为大乘空宗不需要累世修行的艰苦努力，只须皈依三宝，礼拜如来，就能达到目的。可是空宗把什么都空了，不仅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甚至连佛教徒赖以寄托的真如、佛性、涅槃都空掉了，这对麻痹老百姓也失去了应有的诱惑力，甚至连对宗教家也断绝了奔头。”[26]这是大乘佛教产生的弊端，为了应对这种弊端，印度又产生了用以弥补空宗的“有宗”，玄奘前往印度一心追寻的，正是有宗中最杰出的代表《瑜伽师地论》。有宗和空宗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但有宗在承认“我法两空”并否认物质世界的同时，保留了“真如佛性”的“有”。因此，大乘佛教所缺失的，正是玄奘所要寻找的。
同时，在龟兹与中原文化不断交往的过程中，汉传佛教对于大乘佛教的秉持也影响了龟兹的佛教文化。盛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统治与管理，使得汉传佛教不断在西域各地传播。龟兹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到了东西方不同方向的文化冲击，尤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龟兹在不断吸收融合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我们在充分肯定龟兹为西域佛教中心之一、对中原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汉传佛教对龟兹佛教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玄奘，正是这股“回流”中最杰出的代表。
玄奘的出现，代表了大乘佛教在中原数百年的传承之下所呈现出的文化系统，也是在无数中原僧侣共同努力之下所结出的果实。我们应看到，佛教对中原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产生了强烈刺激，而这种刺激通过诸如法显、玄奘等舍身求法的僧人传至西域，也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信使等人在不经意间带到西域，并且以一种易于接受的状态对西域佛教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彼此的发展，佛教文化也是这样。东西双方在传播、继承、回流的不间断的动态过程中实现融合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