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叶城之“冰”与“火”
碎叶城遗址
玄奘离开龟兹后，西行两日，开始步入西突厥的势力范围。突厥先世源于丁零、铁勒，南北朝时期铁勒原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后一部分南迁高昌的北山（今新疆博格多山）。5世纪中叶，突厥被柔然征服，徙于金山（阿尔泰山），因金山形似战盔“兜鍪”，俗称突厥，因以名。突厥部落生存本领了得，因为善于锻铁而被柔然称为“锻奴”。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先合并铁勒，继而大败柔然，以漠北为中心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突厥政权，最盛时疆域东至辽海，西至里海，北至今贝加尔湖，南临阿姆河南，西域诸国都处在其统治范围内。《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初，木杆与沙钵略可汗有隙，因分为二。其国即乌孙之故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长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铁勒、龟兹及西域诸胡国，皆归附之。”[6]
西突厥对西域诸国派兵统领，征收赋税，同时也征调兵马和物资。《开元释教录》中提到，高昌王麴文泰派人打理玄奘的西行物资时，也另行准备了献给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礼物，“仍敕殿中侍郎史欢赍绫帛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7]，高昌国与西突厥的纳贡关系也换来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对玄奘一行人的庇佑，“以大雪山北六十余国，皆其部统，故重遗达，为奘开前路也。可汗遂敕所部诸国，令供给传送，展转遂达迦湿弥罗国，斯并高昌麴王、叶护可汗之力也”[8]。
碎叶城傍楚河而建，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玄奘所看到的碎叶城，方圆六七里，是东西交往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贾汇集之地，“诸国商胡杂居也”，城西有几十座孤立的城池，各城池之间各自为政，但都属于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内。这里气候寒冷，人民多穿毡褐。玄奘在碎叶城见到了正在游猎的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兵马簇拥下的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而其余的达官显贵200余人，也都是穿锦袍，编发，围绕在可汗左右，加之周围“槊纛端工”的士兵，衬托出可汗的尊贵身份，也增添了诸多热烈的气氛。玄奘回想起越凌山时艰辛的过程，那些冻死的随从与牛马一度令玄奘心酸不已，终于在碎叶城感到一丝暖意。
可汗对这位自东土而来的僧人十分客气，告知玄奘，他还要前去另一处，两三天返回，请玄奘在衙帐内安歇等候。三日后，可汗召见玄奘，玄奘趁机对不轻易示人的可汗帐仔细打量了一番。可汗住的大帐内用大量的金花装饰，炫人眼目。贵族官员分别居两排坐定，衣锦服，十分华美，身后伫立着仪仗卫兵。眼前的场面令玄奘很是震惊，“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也”。“穹庐之君”颇为精妙，在玄奘看来，逐水草迁徙、以畜牧狩猎为生的戎夷也可做到如此尊贵，如若与大唐抗衡，则完全势均力敌，这或许才是令玄奘震惊的重要原因。玄奘距离帐前三十步时，可汗出帐迎拜，相互慰问寒暄。“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9]他们为玄奘专设一铁交床，也铺上垫子。又请汉使者与高昌使者入帐，观其信物，可汗甚悦。面对可汗的盛宴款待，玄奘也十分愉悦，畅饮葡萄浆数杯。一时间“恣相酬劝，窣浑钟椀之器交错递倾，僸佅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10]，除过盈积于前的“烹鲜羔犊之至”，他们为玄奘另行准备了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葡萄等，皆为本地特有风物。
突厥“事火”，碎叶川气候寒冷，或许是从信仰中寻找对于自然环境缺憾的弥补。当时风靡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汉文史籍又名祆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出现的社会性宗教之一，是古波斯民族为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该教由古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前6世纪被阿契美尼德王朝尊为国教。拜火教秉持“一种宗教二元论”，即世界是由善与恶两面组成，且由善的光明之神与恶的黑暗之神来主宰，火是光明的象征，因此，礼拜圣火是最重要的仪式。琐罗亚斯德提出，阿胡拉·马兹达是唯一的、崇高的、不被创造的主神，即光明神，是天则、制序、真理的化身。拜火教主要经典为《阿维斯塔（陀）》（《波斯古经》），提出了天堂与地狱之别，以及“最后一次审判”之说，提倡生前多行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祆教传入西域后，也与其他宗教形成兼容并存的格局。《魏书·高昌传》记载：“（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11]，“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12]。《朝野佥载》卷三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13]祆教寺庙的主持者称为萨宝，祆教不译经，无寺而有祠。宋敏求《长安志》记载：“（胡祆祠）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拔神，亦以胡祝充其职。”[14]苏北海《丝绸之路龟兹研究》一书认为，龟兹石窟中《萨缚燃臂引路》的本生故事正是缘于祆教，被佛教徒所利用，说明佛教徒曾受到祆教文化的影响，这个本生故事不仅宣传了祆教徒厌恶黑暗、追求光明的思想，也说明他们重视商业、追求财富的实际行动。[15]
《旧唐书》记载了“波斯国”祆教徒的祭祀情形，“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他们戴白帽，白布掩口鼻，以防止污染圣火。法国葛乐耐《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一书中也提到了拜火教教徒在祭祀时佩戴“口罩”的习俗。在今天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大使厅南墙所绘的壁画中，我们还能看到古代中亚石国的新年庆典：
大队人马前往国王祖先的祠堂……有一些动物作为牺牲被带去献祭，这是典型的粟特国教的风俗，一种特殊的琐罗亚斯德教，其中掺杂着丰富的印度教神祇和象征物。这里有些随从戴着祆教仪式用的口罩“帕达姆”，另一些则手持用以宰杀祭品的权杖；一匹无人骑的空马，是准备祭献给日神密特拉的（与伊朗同风俗）；四只鹅，通常是献给大梵天的动物，在这里可能是献给波斯的时间神祖尔万的。[16]
壁画中的那匹无人骑的空马是献给太阳的牺牲，这是祆教的传统习俗，因为“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最快的太阳”。祆教对后来的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都借鉴了该教的某些成分。祆教、摩尼教与景教一起，在唐代特别流行，后人以“三夷教”称之。五代、宋以后，摩尼教又被称为“明教”，与中国的民间宗教运动结合起来。
“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或是好奇驱使，或是因为拜火教与佛教本就无法隔断的渊源关系，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到达官显贵再到士兵，眼前这些崇拜光明与神的信徒，这些曾经在草原上驰骋、搏斗厮杀的将士竟也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请求玄奘为他们讲法。玄奘也没有推辞，他不放过每一个传布佛教、宣扬义理的机会，并且不计较对方的身份、种族、宗教派别。玄奘向他们讲说了十善，十善相对于十恶而言，即身业有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业有四，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业有三：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玄奘又讲述了波罗蜜多解脱生死的道理。佛教爱护物命、解脱生死的义理，使得这些辗转绝域的将士倍感欣慰，对玄奘异常感激，举手叩额，越发崇拜。
玄奘宣扬的佛教在西突厥军营产生了奇特的效果，众人忽然不舍得玄奘离开，希望他留在碎叶城，以便在征战之余可以聆听玄奘带来的异域文化。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对印度颇为熟悉，为了挽留玄奘，甚至用印度奇特的风土人情来“恐吓”玄奘，他大肆渲染了一幅印度当时的社会生活画面：
师不须往印特伽国，彼地多暑，十月当此五月，观师容貌，至彼恐销融也。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17]
可汗告诉玄奘，印度湿热，像他这样容貌干净的出家人，到了那里，恐怕都要晒化了，并且那里的人面貌黝黑，没有礼仪，不足观也。玄奘回答：“今之彼，欲追寻圣迹，慕求法耳。”玄奘对于可汗的描述丝毫不在意，他的目的不在游览而在于求法。
见玄奘如此坚定，可汗不再挽留，为玄奘准备了物资；同时，在军中找到了能通晓汉语以及西域诸国语言的人，封为翻译官，写了致各国君主的国书，并委托他护送玄奘到迦毕试国，并赐予玄奘一件珍贵的绯红绫罗法衣，以及50匹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