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与佛门：麦积山
尚不知前路如何的玄奘，匆匆经过秦州，欲溯渭水直上兰州。秦州，即天水，位于今天甘肃省东南部，地处陇西黄土高原南部，秦岭山脉北部的渭河上游地区。天水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中国南方和北方在此分界。天水古称“邽县”，后也称上邽县，前7世纪秦武公取其地，前221年秦始皇置三十六郡时，为陇西郡中的一个小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时分陇西置天水郡，“郡前有湖水，冬夏无增减，取天水名，由此湖也”[1]，从此开始有了“天水”之称。
天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伏羲文化、轩辕文化、大地湾文化的摇篮。不仅如此，天水还是东入关中、南下川汉、北达塞上、西通西域的咽喉要道。唐时，从陇县到秦州的这一段被称作“陇关道”，是丝绸之路东端的起始部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水向来是民族杂居、文化交汇之地。
天水伏羲庙
麦积山石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天水的描述寥寥数处，如：“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返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至兰州。”[2]玄奘跟随一位来自兰州的僧人一同来到天水，但却只住了一晚便离开去往兰州了。仅仅一晚的停留，玄奘似乎没有时间去四处走访，但对于秦州著名的佛教圣迹麦积山石窟，想必他一定心向往之。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后秦，其东崖有宋代人题记“麦积山阁胜迹始建于姚秦”。有着“东方雕塑馆”美誉的麦积山石窟，历经1500余年的发展，其艺术创作呈现出延续性的特点。每个朝代不同的人文情怀和审美观念，都在不同洞窟的佛像雕塑中反映出来。对比每朝每代的洞窟、造像风格，可以发现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一系列的汉化过程。
麦积山历来是览胜之地，《玉堂闲话》云：“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3]
麦积山牛儿堂
麦积山石窟世俗化的特点非常明显，造像面部平易近人的微笑，淡化了以往洞窟中严肃静穆的强烈压迫感。随着审美观的逐渐变化，从西魏时期起，造像比从前更加圆润，比如第44窟的“东方美人”，面容格外温和，袈裟下摆层次分明，状若莲花，被誉为“东方蒙娜丽莎”，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服饰方面，西魏时期的造像已经没有古印度传统的风格，颇具中国艺术文化特点。
隋唐时期，麦积山石窟造像多了一丝亲近和自然，这也是其世俗化的表现。比如第5窟“牛儿堂”，是为“三世佛”龛，其中分别为“过去佛”燃灯古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佛”弥勒佛。它的开凿年代是隋末唐初，当中一尊为隋朝的作品，两边为唐代作品。造像比西魏时期圆润饱满许多，服饰也更加华丽，手腕、手臂和耳垂则佩戴许多饰品。这组造像体现了麦积山世俗化、本土化、民族化的特征。
①麦积山瑞应寺
②麦积山石窟佛像
宋时，对于麦积山石窟的修建更加重视，雕塑技艺达到鼎盛，工匠们重在表达佛像多层次的情感和细节，赋予其“人”的心理活动，这更是拉近了佛教与世人之间的距离。在第133洞窟中存有宋代的造像，讲的是释迦牟尼成佛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时的情形。释迦牟尼29岁出家，成佛后第一次回家，见到了自己6岁的儿子罗睺罗。身为佛祖的父亲，百般克制自己的情感，面对略显委屈的儿子，表情庄重，眼帘低垂，仿佛俯视着芸芸众生。此时，打开洞窟的门，让阳光照在这对父子身上，竟然可以看到释迦牟尼眼里的泪光。佛教人物复杂而又深刻的情感通过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法表现出来。
释迦牟尼与儿子罗睺罗（图片来自明贤法师《三宝论》）
麦积山残存壁画
据《玉堂闲话》记载，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将麦积山南部包括七星阁在内的一部分建筑物震塌了，同时山体也被分为东西两崖。栈道毁坏，寺院被埋，僧人死伤惨重，佛事随之凋零，麦积山石窟的地位不断下降。乾元二年（759），诗人杜甫从关中出逃至天水，面对凋零低迷的麦积山石窟有感而发：“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山寺》）描述的正是麦积山佛教衰败萧条的景象。
如今，麦积山石窟虽然大多数壁画已经风化脱落，但还是以其7868尊精美佛像的数量而闻名。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麦积山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