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小国的自保心态

长期以来，西域绿洲城邦似乎并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权，时常被南、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吐蕃等势力所控制，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得各个绿洲城邦不得不尽力维护自己有限的领土和资源。隋唐时期的焉耆，守护着仅有的夹存在高昌与龟兹之间的绿洲资源，对任何敌对的、带有侵略性质的到来都表现出强烈的抵抗。

7世纪早期，西突厥一度控制了高昌和邻近各国，并指使高昌封锁玉门关经白龙堆去焉耆的大碛路，西域各国和内地的交往贸易与朝贡都须经过高昌，高昌于是从中获取厚利。在西域与中央王朝关系紧张时，高昌国甚至肆意拦截扣留过往商人、朝贡使者，连接中原的交通在高昌的肆意妄为之下濒临瘫痪，这使得十分依赖丝路商贸的焉耆国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此时的焉耆已十分虚弱，根本无法与高昌和西突厥抗衡。武德年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向唐请婚，高祖李渊在群臣“远交而近攻” 的战略建议下，许诺婚约，从此唐与西突厥交好，此举使得西域诸国获得了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的契机。唐贞观十二年（638），焉耆国王龙突骑支遣使唐朝，请求重开大碛路，试图与唐朝建立朝贡关系，得到大唐的庇护，早已将目光投向西域的唐太宗立即答应了这一请求。“大碛路”的开通势必影响高昌国的商贸，为此高昌国发动对焉耆国的武力征伐，双方陷入紧张的局势。

“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安”^[12]，尽管焉耆拥有肥沃之地，享有鱼盐之利，但也只是在区域空间内维持自己的生存资源的取舍平衡。国势衰微、易于自守的特性使其拒绝为玄奘一行人提供马匹，这种态度，显示了一种自卑与自保交织的复杂情绪，使得玄奘在焉耆的行程虽然顺畅，但极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