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
有一枚钥匙
藏在克孜尔石窟
骑鹤的人
守护着桦皮文书和婆罗米文
一路上，拾取了
奔殂的心跳，一路上和鸠摩罗什
焚音高唱
——节选自叶舟《敦煌诗经》
克孜尔石窟
当鸠摩罗什在西域声名鹊起之时，正是龟兹佛教发展臻至鼎盛的时期。位于今天拜城县明屋塔格山悬崖中段的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之一，其盛大的规模是在历代龟兹王的不断扶持之下形成的，是佛教传入西域时的重要物质载体。玄奘在这里停留两个月有余，多数时间或许是在克孜尔石窟度过的。这座石窟对于他来讲，已有近400余年的历史了，历代圣贤在这里修习佛法，讲经译经，圣迹难求，玄奘异常兴奋。
克孜尔石窟约开凿于3世纪，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开凿时期。早期石窟开凿于3—6世纪，类型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以及僧房窟，窟内的塑像和壁画的素材多为部派佛教；晚期石窟开凿于6—8世纪，壁画中融入了鲜明的中原文化风格，题材是玄奘最崇奉的大乘佛教，佛教的发展掀起了新高峰。克孜尔石窟有谷西、谷内、谷东和后山四区，现存洞窟230多个，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在长约3千米的悬崖上熠熠生辉。
在维吾尔语中，克孜尔石窟又名“克孜尔明屋依”，意为坐落在克孜尔的千间房子。在玄奘眼里，这里确实是需要千间房子来满足各式各样的用途。他穿过礼佛的支提窟，可以看到起居的毗诃罗窟，有时候也会去悄悄拜访禅窟，默不做声去观看那些苦修之人。他对于储藏粮食的仓库窟没有兴趣，他更愿意去看那些罗汉窟，这里埋放着僧侣的骨灰，也时常会勾起他对生命短暂的思索，从而无数次地提醒自己坚定前往佛国的信念。
玄奘在克孜尔石窟不仅经常遇到潜心修行的僧侣，也遇到无数前来拜佛的俗众信徒，《法苑珠林》记载：“若于四衢道中，多人观处，起塔造像，可作念佛善福之缘。”这也正是石窟佛像修建的初衷。通常情况下，这些信徒最愿意前往中心柱窟。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与印度的支提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主要是龟兹佛教信仰与本地地质、地貌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中心柱窟内壁画通常是释迦牟尼的种种事迹，玄奘进入主室后，首先对着正壁上的主佛释迦牟尼虔诚参拜，继而移步观赏两侧壁和券顶的释迦牟尼事迹，这些故事玄奘早已烂熟于心。这些内容却无不体现出小乘佛教的精髓，他们“说一切有部”，只承认现世的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尊崇一佛一菩萨，“唯礼释迦”，这让大乘佛教的忠实信徒玄奘多少有些困惑，与木叉毱多的辩论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克孜尔石窟远景
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
追随着玄奘的脚步，我们参观完正壁上的佛像，转身通过甬道右侧，进入后室，黑漆漆的洞室在微弱的光线中，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释迦牟尼涅槃像，佛祖表情坦然自若，众弟子哀伤不已。离开后室，我们与主室前壁的弥勒相遇。这个完整的观览顺序，僧侣们数年如一日地重复着，等待着彻悟的那一天。千百年来，礼拜主尊，观佛“本生”“因缘”和“佛传”，紧接着观“涅槃”和“未来世”弥勒的程序，也已经成为信徒们的必修课。
克孜尔石窟壁画规模大，绘制精美，其内容主要有天相图、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说法图、涅槃图、焚棺图、伎乐天以及大大小小的供养人图像。如精美的第8窟，大唐的盛世气象已经渗透进与长安相隔数千里的石窟壁画中去。这是一个支提窟，即中心柱窟，券顶精美的菱形格图案讲述着动人的佛本生故事，是龟兹壁画艺术的独创。入口处的上方绘有“说法图”，其中雍容华贵的飞天形象透出大唐积极向上的气息与本土艺术特色相结合的特点。据说这个石窟的供养人是十六身佩剑武士的画像。20世纪初，这些画像已经被德国所谓的“探险队”剥走，现存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我们在克孜尔石窟无缘看见。
克孜尔石窟菱形格壁画
此时玄奘徜徉在佛教艺术世界里，还无法预料这里很快将沦为硝烟弥漫的战场。8世纪中期，唐与吐蕃争战不休，由于驻扎在柘厥关的军队把守天险、恪尽职守，吐蕃兵被拦截在克孜尔石窟一带，他们在这里肆意妄为，在石窟的壁画上刻上吐蕃人勇武善战的形象。而饱受蹂躏的僧侣们纷纷逃亡，奔往安西都护府附近的更为安全的库木土拉石窟继续修行，曾经信徒如织的克孜尔石窟日薄西山，终遭废弃，那些熠熠生辉的佛像、壁画、圣贤遗迹都在时空中定格，直到明屋塔格山的灰尘将其覆盖，静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韩乐然题文
20世纪以来，中西方对于西域历史遗存的考察进入了高峰期。德国勒柯克、格伦威德尔将近500平方米的壁画切割下来，并运往德国；紧接着斯坦因、橘瑞超等人也没有放过克孜尔石窟精美的壁画，贪婪肆意地切割、偷盗。直到1928年，国人才开始重视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保护，黄文弼到此考察两周。不久之后，韩乐然担负起重任，来到此地。在克孜尔石窟第10窟的北壁上，至今留存着韩乐然在这里考察时留下的题文，流露出他来此地坚守的决心，以及考察、搜集资料的历程，更是展现了他对后人保护发扬克孜尔石窟的心愿寄托。他先后在克孜尔石窟考察、工作两个月有余，临摹大量壁画，收集宝贵资料，成为克孜尔石窟抢救事业的先驱。此后，对石窟进行的研究、整理、保护工作却未曾断绝。2014年6月22日，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克孜尔石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注释】
[1]（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
[2]（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〇，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6页。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5108页。
[4]参见季羡林：《季羡林讲佛教》，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5]（唐）岑参撰，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9-80页。
[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2774页。
[7]（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
[8]（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8页。
[9]（唐）令孤德棻：《周书》卷五〇，中华书局，1971年，第916页。
[10]（唐）李延寿：《北史》卷九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6页。
[11]“三净”多解释为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为我杀三种肉食。古代西域诸国的小乘佛教信仰者可以食用。
[12]（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7页。
[13]（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3911页。
[14]参见林梅村：《龟兹王城古迹考》，《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
[15]（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16]陈世良：《龟兹白姓和佛教东传》，《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
[17]张平：《龟兹阿奢理贰伽蓝遗址新证》，《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
[18]（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
[1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4页。
[20]（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7265页。
[21]参见苏北海：《丝绸之路龟兹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22]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页。
[23]苏北海：《丝绸之路龟兹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24]（北魏）杨衒之撰，尚荣译注：《洛阳伽蓝记》，中华书局，2012年，第356页。
[25]周菁葆：《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26]苏北海：《丝绸之路龟兹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27]（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60页。
[28]牛龙菲：《古乐发隐——嘉峪关魏晋墓室砖画乐器考证新一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29]参见金秋：《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3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