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的“色”与“空”
西行之前，玄奘熟读历代译经大师留下的作品，鸠摩罗什是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位，也是促使他西行的直接动力之一。玄奘在高昌时与麴文泰交谈中提到“谶、什钟美于秦凉”，指的就是高僧支娄迦谶和鸠摩罗什，崇敬之辞溢于言表。鸠摩罗什开创了中原首次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他对佛经的阐释不受梵文本义的过分约束，开创出一种适合于中原传播的模式。但在唐代，这种模式的不足之处被展现出来，玄奘对此极为敏锐，原本是贴近中原思维模式的译经方式却在这时尽生错讹，玄奘决定修正佛经。此时他踏上鸠摩罗什出生之地，情绪激动不已，对鸠摩罗什所有的记忆涌现出来。
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父亲鸠摩（罗）炎为印度婆罗门种姓，本可袭位国相，但“国破，远投龟兹”，母亲是龟兹公主白氏，笃信佛法。鸠摩罗什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和教育。相传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出城游玩，看到遗落在草丛间的荒骨，幡然醒悟，“欲念之火犹如地狱之火”，总有一天会将肉体化为白骨，散落在枯草间，身为龟兹公主的母亲随即决定出家。鸠摩罗什7岁时，也效仿母亲，出家修行。他天资聪颖，很快出类拔萃，不仅对师父的讲解很快通晓，甚至一些常人难以觉察之处，鸠摩罗什也洞若观火。
克孜尔石窟前鸠摩罗什像
9岁时，母亲带着他越过葱岭来到罽宾，拜槃头达多为师，学习小乘佛教。而后，母亲又带领他辗转葱岭东西。12岁时，鸠摩罗什与母亲在返龟兹途中驻留疏勒，遇到大乘佛教名师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鸠摩罗什为大乘佛教深深折服，从此倾心大乘佛教。痴迷大乘佛教的鸠摩罗什，他所谈论的诸如“诸法由缘而生，没有自性，故为空”“五阴十八界等感觉与色相皆为名称，而非实有”等大乘佛教经典，令听法者感叹，众人相见恨晚。此后，母亲决定前往天竺，在离开之前曾告诫他，大乘佛教的传播当在东土，于是，留在龟兹的鸠摩罗什开始静待前往东土传法的时机。
当时鸠摩罗什已经在龟兹获得了崇高的荣誉，西域各国国王都来迎请他，弯腰侧身，请鸠摩罗什踩着他们的背登台讲法，神俊之名在广阔的西域之地流传开来。鸠摩罗什没有意识到，前往东土的契机很快到来，但不幸沾染着佛家之人不愿看到的血腥。随着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整个西域局势面临着新的变局。建元十八年（382）九月，前秦苻坚派骁骑将军吕光等人攻入西域，讨伐焉耆、龟兹等国。苻坚嘱咐吕光，可将“阴阳之才”鸠摩罗什带回中原，辅佐王政。吕光攻破了龟兹国，国王白纯战死，鸠摩罗什被俘虏。吕光并不信佛，对于鸠摩罗什的佛教学识与地位丝毫不感兴趣。这位“没有文化”的将军，只是龟兹葡萄酒的忠实信徒，每日的乐趣就是喝得酩酊大醉，或者找这位沉默寡言的僧人聊天，或者命人对其大加戏弄，甚至将龟兹公主嫁与鸠摩罗什，并强迫他们同房，致使鸠摩罗什成为“破戒僧”，吕光以此来满足自己扭曲的猎奇心理。
吕光东归之时，听闻苻坚被杀，前秦灭亡，于是割据凉州，自立为凉王，建立后凉政权，鸠摩罗什也留滞凉州17年，成为后凉占卜吉凶的“算命国师”。在此期间，鸠摩罗什苦心学习汉文典籍，他天性聪慧，精通数国语言，佛教与人生经历的积淀与融合为他以后翻译佛经奠定深厚的基础。后来姚苌在长安称帝，建立后秦，诚心邀请鸠摩罗什前往长安，但鸠摩罗什受到吕光父子的囚禁，无法东行。传说他讲经说法的场所就在今武威市城北大街西侧的罗什寺塔。不仅如此，罗什寺塔还是其舌舍利保存之地。相传鸠摩罗什生前在讲经说法时常说：“只采莲花，莫取臭泥。”他在死前起誓：“若是我的译经和说法不离佛祖本意，死后唯有舌头不烂。”其尸身火化后，完好无损的舌头使这个故事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鸠摩罗什去世后，骨灰安放在长安城外的一座墓塔中，舌头本来准备被护送回他的故乡龟兹国，但在武威被拦截，如今就放在这座罗什寺塔中。塔高约30米，共12层，与中国其他地区高大威武的塔相比显得小巧玲珑，朴素的塔檐垂挂着铃铛，在风中仿佛还能听到一代佛学大师沉静的讲经之声。
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派陇西公姚硕德兵逼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回长安，并将逍遥园作为鸠摩罗什的译经之处。58岁的鸠摩罗什终于摆脱了“算命国师”的身份，在长安开始了自己辉煌的译经事业。姚兴对傲岸出群、笃厚仁义的鸠摩罗什格外重视，对他心怀众生、谦虚处事的佛家关怀倍加推崇。从某种程度来讲，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算是有知遇之恩。中国最早的译经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进行的，鸠摩罗什开启了中国大规模的、系统的翻译佛经活动。姚兴为鸠摩罗什成立了一个近5000人的道场，共译出74部384卷佛教经籍。鸠摩罗什运用“达意”的手法，在梵语与汉语之间不便互通的地方，尊重原意，大胆增删，这些经籍成为中土民众乐于接受和受欢迎的佛经译本，这些译经活动是中国佛教译经史上兴起的第一个高峰。
凉州鸠摩罗什寺
鸠摩罗什熟知佛教经典，通晓汉语，译经进展得非常顺利。同时，姚兴又委派800余人辅助他。据说，译出之后，鸠摩罗什手持梵本，而姚兴手持译本，二人互相校对，直到新出文字皆圆融无碍才罢休。鸠摩罗什先后译出了《小品》《金刚波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遗教》《菩提无形》《呵欲》《自在王》《因缘观》《小无量寿》《新贤劫》《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等300余卷经籍，成为后世佛教发展的奠基之作。鸠摩罗什通过译经也深刻感受到西域修辞文体与中原语法的不同，这是他极为慎重之处。他认为，如果只是将梵语译为汉文，文采就失掉了，虽然能译出大意，但风貌迥异，就像“嚼饭哺人”，失了原味，还令人呕秽。而那种“心中孕育明德，流芳遍及四处，鸾鸟鸣于孤桐，轻音响彻九天”般的语言，才是他译经的信念和宗旨。
玄奘来到龟兹国时，对于鸠摩罗什译经理念的不同看法虽未表露，但从《大唐西域记》末尾的《记赞》一篇中可看到当时玄奘的态度，其弟子辩机提道：“法师之译经，亦犹是也，非如童寿逍遥之集文，任生、肇、融、睿之笔削。况乎园方为圆之世，斫雕从朴之时，其可增损圣旨，绮藻经文者欤？”鸠摩罗什较为自由、辞藻富丽的译经风格是玄奘译经所不提倡的，他们之间对于佛经的阐释态度也出现了较大差距。
鸠摩罗什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或许并不像辩机所言，可以妄加删改，而是在译著中存在着巨大的生长空间，是在对人类本性的认知以及他自己凝数十年心血，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融合而成，是他对生与死的感悟，对“色”与“空”的感悟。鸠摩罗什一生都在“色”与“空”交织的世界里挣扎，“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不仅是鸠摩罗什在佛教的创见，也是他经历的整体概括与人生信念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