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银山道

玄奘辞别高昌，“从是西行，度无半城、笃进城后，入阿耆尼国”，这里的“无半城”在今天新疆吐鲁番以西，“笃进城”是今天的托克逊县。这条道路便是沿用千年的银山道，是西州通往焉耆、龟兹一带的交通要道。当时玄奘所见，“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指的是银山（库穆什山），位于今托克逊县以南，是前往焉耆的必经山隘，也是周边国家铸造银钱的取矿之地。

这条道路在唐以前就已开通，起点是高昌城，终点为今天焉耆境内的四十里城子镇，约430千米。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吕光伐龟兹、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平西将军车伊洛西行袭击焉耆时，走的都是这条道路。唐代，银山道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2]《西州图经》中银山道是西州南道的一小段分支，是西州往焉耆的交通要道。

僧侣与商队的结合，是丝绸之路上的常态，玄奘一行人经过银山道时，就与商队结伴而行，《旧唐书·玄奘传》云：“贞观初，（玄奘）随商人往游西域。”^[3]银山道上“阿父师泉”的典故，就是商人与僧人相伴而行的典型写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关于阿父师泉的故事：有个僧人尊奉佛教，所以一同前行的商人供养他，尽管跋涉万里，他也不用携带任何东西。现如今商人们在途经银山道时缺乏饮水、处境危难，而这位僧人竟然无动于衷，所以商人们认为应该一起找他理论一番。僧人却说，你们要想得到水，需先礼佛、受戒，然后他才为商人们登崖取水。商人们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受戒。僧人又要求众人在他登崖之后喊“阿父师为我下水”，这样就会有水喝了。果如其言，商人们无不欢欣。但僧人迟迟不下来，众人登崖观看时，僧人已经圆寂了。众人悲戚，焚化僧人遗体并建塔纪念，将泉水命名为“阿父师泉”，即今天的阿格尔布拉克，“布拉克”，意为“泉”。

从吐鲁番到托克逊沿途风景

在这个传说的感召下，玄奘非常虔诚地在阿父师泉旁边住了一晚。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众人要安全经过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商人们为僧人提供补给，而僧人则作为商人的“精神导师”，缓解了商人们的压力。季羡林在《商人与佛教》中指出，在僧人与商人结伴而行时，也有很多有趣的规定，例如僧人要在商人的下风处方便，要在商人的下游用水等。^[4]此外，这条道路上又有“天山馆”“礌石馆”“银山馆”“吕光馆”等馆驿，供来往人们使用。诗人岑参经行这条道路时留下了著名的《银山碛西馆》：“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5]

焉耆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自银山道至吕光馆，从吕光馆到焉耆国都并南出铁门关之路，又称为“焉耆道”，从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新唐书·地理志》）。“淡河”，即开都河，是焉耆的重要水源，铁门关是焉耆盆地南部的天险，与遮留谷一起守卫着焉耆南部的进出口。贞观十六年（642），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伐焉耆”。郭孝恪凯旋后，太宗大悦，玺书劳之，亦称“焉耆绝域，地阻天山，恃远凭深，敢怀叛逆”^[6]，足见焉耆地理位置的险要。

银山道上的唐代古堡——兰城古城

银山道上的唐代古城——四十里堡古城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明确提到，焉耆国“国无纲纪，法不整肃”，加之焉耆四面环山，封闭易守，这就为道路上劫匪强盗出没提供了机会。因此，银山道经常有成群结队的盗匪，玄奘一行人在经过银山道时，在山西侧遇到了盗匪，一行人不得不将财物送与他们，群盗这才离去。当时一同出发的还有数十位西域胡商，他们半夜时偷偷动身，贪恋可以早点去做生意，但是半道全被盗匪劫杀，无一幸免。等到玄奘一行人赶到时，只看到满地的尸骨，财物早已被洗劫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