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译经弘法
在洛阳时，玄奘就为译经之地的选择颇动心思，他原本打算去往嵩岳之南的少林寺译经，但太宗推荐了弘福寺，那是他为自己的母亲太穆皇后祈福所建。玄奘非常高兴，又进一步提出要求，希望得到朝廷保护，避免“无知”百姓的妄相观看与扰乱，太宗都一一答应。
弘福寺译经踌躇满志
1982年3月，闻名于世的《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师高德颂碑》在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的一个电瓶车厂重见天日。回溯到千年之前的大唐长安，这个电瓶车厂的位置正是唐代修德坊的西北角，是弘福寺所在地。弘福寺，这座与李唐王朝有着无限纠葛的寺院，又一次闯入了世人的视野。
早在玄奘才归长安时就已经在房玄龄的安排下住进了弘福寺，或许是暂时“寄居”的生活不太理想，得到太宗的认可后，玄奘返回长安，从此踏踏实实地安身弘福寺，开始计划译经事宜。玄奘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房玄龄的协助下完成了译经的准备工作。此时，来自各地的佛门精英也会集弘福寺，玄奘的弟子辩机、慧立等人就从这些译经人选中脱颖而出。从《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到《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再到《瑜伽师地论》，玄奘的译经团队非常敬业。相比于前代弘法译经之人，玄奘自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是在弘福寺，经过“专精夙夜，无堕寸阴”的坚持，他将《大唐西域记》呈给太宗。玄奘在上太宗一《表》中写道：“窃以章、允之所践藉，空陈广袤；夸父之所陵厉，无述土风。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1]这部书不仅成为李世民治理西域的必要参考书，也将广阔的西域介绍给大唐子民，启发和影响了无数的后来者，甚至成为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典籍。
建造大雁塔显恩宠
无上的荣耀相继而至，太宗为他作《圣教序》，太子李治延请他入慈恩寺任住持，并作《述圣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2]也正是“法付国王”四字贯穿了玄奘的后半生，成为他为之殚精竭虑的宗旨。
东望大雁塔
玄奘在弘福寺住了不到3年，即移住大慈恩寺，这里凝结着他一生的心血。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大慈恩寺修建完成，这是太子李治为感母亲文德皇后的恩典，在长安城东南的晋昌坊修建的一座寺院。慈恩寺“却背邠郊，点千庄之树锦；前临终岳，吐百仞之峰莲。左面八川，水皎地而分镜；右邻九达，羽飞盖而连云。抑天府之奥区，信上京之胜地”，整座寺院极度奢华，所用木材精良，装饰华美，重楼复殿，有10余重院落，共1897间房，器物用度，应有尽有。辉煌壮丽的大慈恩寺，风头盖过了朴素雅致的弘福寺，极尽奢华铺陈。太子李治的目光锁定了渴望完成译经事业的玄奘，遂令玄奘法师移就慈恩寺继续翻译佛经，并担任住持。
玄奘在朝廷仪仗的护送下从弘福寺迁移至慈恩寺，江夏王李道宗、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等人都参与其中，1500余乘彩车，帐盖300余事，壮观无比，人声鼎沸中透着庄重的气息。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像、舍利等，都从弘福寺转移到了慈恩寺，200多尊绣像，各类金银佛像，无数金缕经幡飘扬在长安城，钟鼓齐鸣，极尽繁盛。当然，如此盛大的搬迁活动也引起了自上而下的关心，当时，派太子卫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带领东宫1000多名士兵充当杂役，御史大夫李乾祐以及武侯大将军维持秩序。此时的太宗，在太子、后宫的陪同下登上安福门楼，手执香炉，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兴奋无比。这支队伍最终在长孙无忌、李绩以及褚遂良的带领下进入慈恩寺，一直到九部乐、破阵舞和各类乐舞演奏完毕才算结束。
把玄奘安置在慈恩寺的太子李治意犹未尽，剃度日当天率领仪仗、卫队前往慈恩寺，礼佛完毕后又进行了一场声泪俱下的演讲，表达对母亲文德皇后深切的思念，“观烝烝之情，亦今之舜也”。太子令京城关押的囚犯剃发出家，又亲自前往参观玄奘的僧房，还自告奋勇地题五言诗一首，增添了慈恩寺欢悦的气氛，其诗曰：
停轩观福殿，游目眺皇畿。
法轮含日转，华盖接云飞。
翠烟香绮阁，丹霞光宝衣。
旛虹遥合彩，空外迥分晖。
萧然登十地，自得会三归。
高宗继位后，永徽三年（652年）三月，玄奘上表陈述在慈恩寺内修建佛塔的心愿，以安置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和佛像，避免后世散佚，并谨防火灾带来的损失。玄奘的计划获得了高宗的支持，“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以相助。高宗将玄奘所选的寺南门外的地址改为西院，采用砖造，塔基每面长140尺，仿照西域佛塔的建制，共五层，加上相轮、露盘，总高180尺，每层的中心都藏有舍利。
慈恩寺塔的修建，意义非凡，不仅是大唐盛世基业的彰显，也是长安又一处佛教圣迹的出现，甚至可与东都白马寺、西明草堂寺的盛况相媲美。从动工到落成，玄奘亲自参与其中，负篑畚，运砖石，一丝不苟。塔建成后，最上层“以石为室”，南面保存了两碑，即当时由褚遂良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圣记》，这两方石碑至今保留在西安大雁塔，是玄奘的译经弘法事业达到顶峰的象征。玄奘圆寂后多年，一位叫做怀仁的僧人，用了35年的时间收集“书圣”王羲之的字迹刻碑，即著名的《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如今已被移至西安碑林保存。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雁塔，已不是玄奘最初主持修建的样式。当时的塔式是仿印度礼佛的高塔，在武周长安年间（701—704）曾大力改修佛塔，将原本砖表土心的西域塔形改造成具有中原建筑风格的楼阁式塔，塔内还设置了楼梯以供攀登，塔身增高为10层。此后，慈恩寺塔几经修葺。天宝十一年（751），自西域而归的诗人岑参与好友们同登慈恩寺塔，留下了“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的诗句，由此可见，岑参一行人当时所登的慈恩寺塔已是改造之后的“七级浮屠”了。今西安大雁塔是明清时期的建筑遗存，高65米，底层边长25米，一度是西安最高的地标性建筑，登上七层眺望，西安城八方四景皆收眼底。
大雁塔南广场的玄奘塑像
慈恩寺也见证了中原与印度两地的文化交往。在慈恩寺译经弘法的玄奘，与印度的僧人仍然保持着联系。永徽四年（653）五月五日，中印度国大菩提寺高僧智光、慧天等人写信托同寺僧人法长带给玄奘，还带来了印度的细棉布。慧天撰写了《佛大神变赞颂》送给玄奘，并告诉玄奘如果有需要的经籍不要客气，尽管向他开口，他可以抄写寄来。玄奘亦回信托法长带回，他非常自豪地介绍了大唐王朝佛教的传播情况，“大唐天子圣躬万福，率土安宁，以轮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经、论，并蒙神笔制序，令所司抄写，国内流行，爰至邻邦亦俱遵习”（《答印度慧天法师书》）。在给印度友人回信的同时，玄奘可谓悲喜交加，在这之前他就得知了戒贤法师圆寂的消息，心如刀割的玄奘在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呜呼！可谓苦海舟沉，天人眼灭；迁夺之痛，何期速欤！”玄奘想起在戒贤法师门下求学的情形，那时的他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学习义理，当他启程回国时，戒贤法师谆谆教诲，叮嘱再三，殷勤深切，而今一切都成为过往。玄奘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往昔回忆的寂灭令他消沉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