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与“有”的无限纠葛

佛教依靠王权的庇护来发展，无论在印度、中国、日本几乎呈现出同样的态势。同时，中原佛教有独特的发展形势，尤其在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往往被皇帝所左右，^[3]从僧人的“乞蚕绵袈裟戒”到皇帝赐“紫衣”的传统，佛教的发展已经深受皇权的影响和控制。佛陀曾经在迦毗罗卫城乞食自足的传统完全被淡忘，变成了一种迫切渴望统治者或达官显贵庇护的风气。玄奘在《请太宗文皇帝作经序并题经表》中写道：“窃见弘福寺尊像初成，陛下亲降銮舆，开青莲之目。”又云：“伏愿陛下曲垂神翰，表发经题，亲纡玄藻，序明宗极。”玄奘希望通过太宗的皇权庇佑，佛教发展得更为兴盛，且百代不绝。

当一切被过分演绎时，历史总是自有裁定，从弘福寺到慈恩寺，看似风光的背后，也总是暗含着无数的委曲求全。早在弘福寺翻译佛经时，来自皇权的威力就令玄奘倍感压抑。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也指出，太宗实以不信佛见称，他继位之后所施的“功德”，都别有用心。贞观三年（629）在太极宫设斋，是为了祈祷五谷丰收，为父母修建的终南山龙田寺、长安弘福寺，皆是为了追念养育之恩；他在战场上置10余座伽蓝，是为了抚慰伤亡，安慰民心。据《旧唐书·萧瑀传》记载，当太宗得知自己的得力助手萧瑀要出家的消息时，先表示尊重他的决定，而当萧瑀自己反悔时，太宗这才表达了对萧瑀过于迷信佛教的斥责之意，其手诏曰：“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足见太宗对佛教的真实态度。

且历观唐朝皇帝，除了灭佛的武宗，几乎每一代标榜着信佛的皇帝都表现出了“佞佛”的一面，佛教为政治服务，也为了笼络人心进而巩固皇权统治。太宗与玄奘看似亲密无间的关系，却是建立在对佛教的利用基础上。太宗给予玄奘优厚的待遇，并不是完全欣赏他的佛学才能，而是当时大唐急需开疆拓土的外交人才。贞观六年（632），唐朝打垮北突厥，建立西伊州；贞观十四年（640），他平定高昌，建立西州、庭州；贞观十八年（644），占领焉耆后就准备西征龟兹。唐太宗正在运筹帷幄，在西域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他命令玄奘撰写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深深地烙上了实用主义的印痕，且书中详细描述的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物候民情、军事实力等，是为朝廷经营西域服务的。

既是专注于翻译佛经的佛教僧侣，又是依附皇权的效命者，玄奘有时候进退两难。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玄奘抛下手里繁重的译经工作去专心陪伴太宗，直到太宗驾崩。个中原因除了太宗对他的“知遇之恩”，还与他的得意门生辩机与高阳公主的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新唐书·合浦公主》记载：“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 当时辩机与高阳公主的暧昧关系东窗事发，辩机被腰斩，并“杀奴婢十余”。此次事件令玄奘异常担心，如果佛门最珍贵的清誉毁于一旦，那么整个译经事业势必会受到牵连。他不得不重新组织译经班子，以此避祸求全。

太宗驾崩前，在弘福寺译经的玄奘，曾根据太子李治的安排更换工作地点，似乎也预示着他所依靠的力量将要从太宗转移到高宗，并在以后的译经过程中，不得不按照皇帝的安排在长安各大寺院中辗转。玄奘的弟子彦悰曾无不哀伤地叹息道：“法师才兼内外，临机酬答，其辩洽如是，难哉！”“法付国王”的艰辛，正如《圣教序》中所言：“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玄奘理想中的统治者，应该像阿育王、迦腻色伽或者戒日王那般的护法名王，玄奘期待的“玉毫降至，金轮御天”的英姿也只能是对印度次大陆那些护法名王的深切怀念，因为很显然大唐皇帝们是做不到的。